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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卡车。接着我们来到青年会,那里也已经起火,显然已经烧了一、两个

小时。火势尚未波及周围的房屋。我不忍心见此情景,就匆匆走过。那天

晚上,我从窗口望出去,数了一下,发现有十四处火舌向上飞腾,波及范

围甚广(前引书2,第三十四至三十六页)。

马吉牧师(?)还在同一封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情况这样说:

昨天和前天晚上,七个士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强姦了妇女。我

们的邻居有个十二岁的女孩和十三岁的小姑娘,被三个士兵强姦了。我们

正想去救,但为时已晚。被日本兵用刺刀戳伤的人仍然很多。据威尔逊报

告,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在送医院(属南京红十字委员会管理的鼓楼医院。

——洞富雄注)求治的二百四十名患者中,有四分之三是由于日本军的暴

行所致。

这里再介绍一个情况。那还是一位外侨所作的调查报告。他当时留在南京,并较长时间地亲眼看到了南京的活地狱。那份报告就是《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他调查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至翌年一月十三日这段时间发生在南京的一些事件, 它已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文件(四○三九)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在《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中是这样说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晚一些时候,报告者在市区首次看到了日本军。起

初,日本军很遵守纪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行动也较谨慎。国际委员会

立即与日本军取得联络,为使安全区问题取得他们的承认而再次进行了努

力。 日本军拒绝承认安全区, 这是事实。但现己深入“波兹达马”广场

(据查南京无此广场,疑为当时德国人的代用词——译者)的日本军队尚

持中立态度(中略)。

至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完全改变了态度。他们不准委员会再为在外

交部医院里的中国伤员进行治疗,并不准他们进入医院。

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由于紧急进入南京城,在物资上未获得充分供

应。他们在市内解散,採取了对于正规军完全是无法形容的行动。

日本军从难民那里夺去了所有可以夺取的东西,诸如储备的粮食、毛

巾、衣服、钟錶等等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反抗自不消说了,如果

在交出物品时磨磨蹭蹭,那就立即会挨刺刀。许多人只因语言不懂,就成

了这样的牺牲品……一个日本兵要四个小工为他搬运抢来的东西,这种情

况不是绝无仅有的。

十四日,日本军的这种有组织的盗窃和掠夺行为继续在进行,直到今

天,人们仍受到某集团的威胁。他们找藉口出去勒索。在中国军队撤退期

间,日本军闯入了有些食品商店,并发生几起火灾,但大部分市区街道,

在占颔时几乎未受损害。

在日本军的统治下,市区街道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连日来,天天都有

新的纵火事件出现。现在,街道只剩下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今

长江路——译者)、龙江路。市南全部地区以及夫子庙全遭掠夺、烧毁。

打个百分比来说,被烧毁的街道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日本军发现了许多丢弃的军装,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论据:有

许多中国兵留在避难区。

他们虽然几次三番彻底搜查了避难所,但实际上没有花力气去搜查士

兵。相反,他们先是信手带走青年,后来又藉口什么理由将引起他们注意

的人全部带走。在市区内,中国人没有对日本军开过一枪,而日本军至少

枪杀了五千名中国人。为了省去掩埋尸体的工夫,日本军大抵都把尸体丢

入江河中、在被枪杀的人中,有市政府工作人员和从事水电工作的无辜工

人(中略)。

其他关于悲剧的话题,牵涉到对许多少女和妇女进行虐待和施加暴行。

他们连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中略)。

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一月一日临时自治政府成立,并正式发表

声明。在古老的太鼓塔上挂起了五色旗,同时苏联大使馆(旁註原文如此.

——译者)被火烧,自治政府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勉强成立的,直到今

天它还毫无统治能力。中国人完全缺乏自信心,日本人有一方同意给予援

助,而另一方则予以拒绝。有教养的中国人依然表示沉默。红十字会申明,

自治政府只为发展中日某种共同事业而进行合作(《远速》,五十九号,

载前引书1,第一六九至一七○页)

这一普通报告所记述的关于日本军对南京市民进行屠杀、强姦、放火、掠夺等所犯下的罪行,与埃德加·斯诺所写的不同,那是留在南京的外侨亲眼目睹和直接听到的事实,它记述了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内的情况,是秘密记录。我认为,记述的内容虽不那么详细,但总可以说是有关南京事件的重要资料。而且据推测,笔者德国人正是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设置“安全区” 的“国际委员会” 主席拉贝(john h. d. rabe,西门子洋行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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