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忽然想起来那一个晚上他没有说完的故事，觉得此时也许是个不错的机会，就说，“对了，你那天晚上说你是父母递出去和解的树枝，怎么回事？我其实心里一直惦记着。”
“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啊。”
“怎么不记得。”
他把手边的盘子推开，往椅子深处一靠，起先有点不自然地别开眼睛，好像是要努力把往事再聚拢一样：“七岁之前，我不知道我还有个舅舅。”
这个开头让我心里一沉。果然接下去是：“在一年级暑假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爸妈双双都要出差，最早回来的一个也是半个月之后，我以为要被送到爷爷或是外公家里，正在闹，谁知道来了个陌生人，我妈说是我舅舅，这半个月他带我。”
“当时的场面挺好笑的。那时候我爸已经出差了，我妈晚上的飞机，然后忽然来了个人，风尘仆仆，头发老长，身边好大一个箱子，当时只觉得我妈要扔了我，又哭又闹发了好大脾气，怎么也不敢和他走，我妈就被我闹得都发脾气了，只有舅舅坐在沙发上等我哭得没劲了，他就和我妈说，小鬼他带走了。我当时本来都哭不动了，听到这句话，又给吓哭了。”
我晓得如果我笑出来意明肯定会怨恨我，但还是忍不住，又尽力克制着抿着嘴做认真倾听状，估计样子也很诡异。先笑出来的反而是意明，虽然看来有点窘，但倒是真的很怀念，又接着说：“跟他回去没几天，舅舅他们在山上有房子，每年夏天都会待上几个月，我也被带到山上去住。我胆子也大，不认生，每天在房子里外跑来跑去，只乐得有人陪我玩又没人管我。半个月之后我妈说要来接我，我都不想回去了，又多赖了一个礼拜，后来还是舅舅送我回去的。再后来每过一段时间舅舅就会到我家来吃顿饭什么的，我大了一点，偶尔说要去他家住个周末，我妈也不反对。
“大概快升初中的时候隐约觉得哪里不对。我是说舅舅和言采的事情。又一两年，我妈那天说漏了嘴，才晓得原来在那天舅舅来接我之前，我们家和他已经很多年没有什么往来了。应该是和爷爷奶奶的态度有关，以至于爸妈结婚他也不在，我妈就一直觉得对不起他。”
听到这里松了口气，微笑着说：“幸好有个你。”
“你怎么和我妈说一样的话。”他皱起眉头，但最终还是笑了。
“这个口头便宜是你送我的啊。”玩笑一句，想了想，还是问，“那言采呢？”
意明脸色顿时就阴沉了，从他刚才一大段话里的态度，我就知道他不太愿意谈起这个人。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屏蔽掉这么个大活人似乎也说不过去。他犹豫了一下，脸色缓和些：“你想问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是真话。我根本不知道言采对于意明和他家人，是个怎么样的存在。
他叹了口气，还是说：“我第一次见到舅舅，也就是差不多第一次见到他。不过这个人，我从来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些惊讶地盯着意明。意明又补充：“不，我的意思是，我不了解他。我小时候有点怕他，因为像一般长辈那样抱一下拍拍我脑袋这样的事情他从来不会做。当然他对我很好，言采对任何人都很好，所以他在圈子里人缘好，大家都愿意袒护他，应该多少出自真心。那本传记你看完了吧，我不知道，也许我是错的，但是还是觉得戴隐芙根本不知道言采是个什么人，她觉得她在澄清他，保护他，让更多人消除对他的误解，可你要是真的和他在一起生活过，就知道他根本是个很冷漠的人，冷淡从容地活在固定的空间里，非常有规律而且理智地安排着自己的生活。除非他自己愿意，要不就是舅舅希望他妥协，不然根本没有什么能动摇他的轨迹。她怎么会觉得他不去演电影什么的是因为舅舅，言采这个人，和无辜这个词一点关系都扯不上。”
可惜眼前没有镜子，意明怎么也不会知道他说起谢明朗时眼中是怎样的崇拜和怀念，这光芒又是如何在谈起言采的一瞬间熄灭。他大概真的不喜欢言采，只是因为对方的人生和谢明朗的紧密相连，他才试着去接受和理解。
也许意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控情绪，有点无奈地苦笑了一下：“好吧，我是不喜欢他，我也怕他。唯一一次觉得他可怜，是……”
他却不肯说下去，轻描淡写地转开话题：“总之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言采这个人。”
每个人都告诉我一个不同的言采，而每个人的主观情绪都这么浓重。我又问：“他和你家有来往吗，会不会也和你舅舅一起去你家什么的？”
“没有。他最知道怎么不让别人和自己尴尬。”
我没有再问下去。
后来晚了，我们离开餐厅，我决定还是多嘴一句：“我看戴隐芙用了很多言采的信件，这些东西在哪里？和你舅舅的照片一样，也是你家收着吗？”
“没，那些信是言采去世之后他几个朋友收集了平日间的通信往来，整理好捐给图书馆。我们给他们收拾东西的时候找到一些他的笔迹，也跟着送去了。”
几周以后我把论文的提纲和成稿的一部分交给老板，请他老人家过目。然后趁着意明出远门，找了言采的几部电影，早中晚期皆有，窝在房间里看了一个周末。看到最后脚步虚软两眼发直，真是悔不当初。
看完那本传记之后，我陷入了某种空白期，对于言采其人，我想我大致看见了一个轮廓，但依然迷雾重重：戴隐芙写的是广为人知的言采，再加上传记中必然会出现的联想推论，和一些相对罕见的素材，最后给出定论，这是标准的传记写法；意明告诉我的言采，则更私人化，也情绪化。我相信他们笔下口中的言采，至少是此人真实的一部分，但这不等于，我就真的能看得清楚了。
在看完那些片子后，我觉得元气大伤，谁告诉我要了解一个演员，先去看他的作品。为什么看来看去，记下来的都是角色，根本不是言采。这些作品起到的唯一“作用”，大概就是让我对言采的认知更混沌不清了。
后来有一天去图书馆还书，顺带复印了一些自己需要的参考资料。这天馆里人特别多，常用的复印机前面已经排起了长队，这时正好工作人员过来说在二楼某处还有其他的机器，这就去了楼上。
这边果然没什么人。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复印，一边四处张望，赫然发现档案室就在对面。过一阵子就有一两个看来也是读者的人出入，看来也不是想象中那样森严。
抱着试试的念头，我去按门铃，很快就有人来开门。我问这里是否可以查阅国图馆藏的私人信函，对方看了我一眼，问：“你要查谁的？带了证明身份的证件没有？”
填写完申请查阅的单表，又把身份证交去复印，这时查询结果已经出来，馆员问：“不可外带，不可复印，只能在小阅览室翻阅。我们还有两个小时下班，你看吗？”
我从没想到会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喜出望外之余，一个劲地点头：“看，看，当然看。”
激动得过了头，完全没在意人家莫名其妙看着我，直到被带着坐在椅子上还是晕晕乎乎的，还来不及打量一下这个独立的阅览室，那装着信的文件夹，已经非常有效率地摆在我面前了。
言采有写信这个习惯是从戴隐芙的那本书里得知的。当时读到这个细节还甚是诧异了一下：这个年头，愿意亲手写信联络感情表达情绪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放到演艺圈里，这个比例想来只会更低。
那些信已经按照年份归类，又重新整理，夹在厚纸板中便于查阅。言采的字出乎意料的好，信大多是短函，但书面干净工整，看得出是习惯写信的人。
本人一笔恶书，看到字好的人难免心生羡慕。特别是好字便于阅读，节省时间，真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在仔细查阅之前先大概翻了翻，这都是言采中年之后的信，数量不算太多，一个文件盒就够了，收信人就那么几个，应该是捐出这些书信的人。
我喜欢读书信，这其中的乐趣远远多于可以一窥写信人当时的心态和翻找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琐事。但是读陈年书信又是考验人的差事：那些人名地名事件因由，对当事人是再熟悉不过，两三句话彼此心领神会，但放到若干年后，外人看来，熟悉一点倒也罢了，不熟悉的，那就是看侦探小说兼之解谜。
初看言采的信，我乐了，一连几封都是和对方讨论当时在演的新戏，演员如何，导演如何，剧本如何，兴致勃勃的；要是他自己的戏，好像就从来没有见到他满意过，虽然也提，但大多是匆匆一笔带过，看来是对别人来信中礼貌的回复。
看过传记再来看信，果然省事许多。信中常常见他谈及朋友，措辞都很得体，但亲疏还是一看可知。
此人是个人精。
我越看越如此认定。
当天图书馆闭馆前，正好读到一封提及谢明朗的，还恰好是当年和我看见的那个展览有关。上面写：
“……吴敏的情况很不好，病情恶化得很快，我去看过他，他自己也不乐观，还竭力在陆修彦面前装出积极的样子。谢明朗前段时间登山摔到了背，伤到筋骨，又不肯把拍照的事情暂缓（在病情确定后他们请他拍一组照片留念，至今已经两个月）。吴敏的病让他压力很大，情绪也很低落，他又坚持用胶卷，每次都在暗房里坐很久，这让伤势恢复得更慢。我当初应该坚决劝他不要接手……”
没想到那组照片之后还有这样的故事。现在想想，那照片里传达出坚定和阳光，哪里看得出是情绪低落的病人拍的。
第二天被其他事情拖住，没有去图书馆，第三天才又坐到那个明亮宁静的阅览室，拿着那些信，看到熟悉的字迹的一刻，竟没来由地觉得有些亲切。
我甩开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继续读信。言采的信大多都是那些内容，想来也是，能乐意捐出来的信上，记的必定是些不伤大雅的事情。不过这字看得舒服，我又有目的性，读起来很快。
随着年纪变大，他的信不出意料地少了，变得更简短，字还是整洁有力，但行与行之间的间距也变大了。我无奈地想衰老是无人可以幸免的，哪怕那些语言依然生动有趣，但看着这些细微处的变化，时时暗示着时光的流逝，还是不免伤感。
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只写了两封信，默默看完之后，又不死心地反复看了几次，只觉得大梦一场。记得谢明朗去世是因为癌症，免疫系统的问题，好像是淋巴。他给人的印象一直积极健康，上山下海，样样乐意尝试，以至于媒体公布病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我有同学对他敬仰有加，去他住院的医院探望不得，回来之后还专门给他寄了花和卡片。但他的病情起伏很大，前一阵子还听说手术好转，没多久又恶化，去世得很突然，但看来是没有受什么罪。那一年的第一封信看时间是写在谢明朗去世一个月前，收信人名字很陌生，叫沈知。
“……
谢明朗听说你来信，也让我附上他的问候。前段时间他病情忽然加重，弄得我们都措手不及。所幸目前症状又稳定下来。相较之下，他的精神状态比起我来还是好得多。他一个礼拜去医院两次，还是坚持照顾我、喂饱我、打起精神侍候花园。反而是我每天无精打采又沮丧，脾气也很坏。不管怎么看，到了这一步上先走的那个人都应该是我，但大概我是真的做了什么坏事，这种事情落到他头上。
前几天看戏回来——《侧影》这出戏不错，我们都很喜欢。回来的路上他忽然问我想怎么死。我不知道怎么答他，他说天底下最好的死法是两个人一起数数，数到十之后合眼一起死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答他。在他生病之前我从未觉得自己老朽无用，现在却是每时每刻都在体味这一点了。
医生说再过几个月他的情况应该会进一步好转，但越来越多的朋友来探望我们，当然主要是看他，这让他很疲倦，而我则觉得我们正在玻璃鱼缸里——太多人知道可能连我们都不知道的真相。但是我也不很在乎这一点，那就干脆别告诉我们就好。不过谢明朗和我认真商量过，如果病情到时没有好转，我们决定再动一次手术。
另，夏天近了，我们还是会上山，你要是有空，来看我们。记得再带个人来，四个人正好打牌。”
另一封信上的日期是谢明朗去世后的第三个月，这封信上他的字明显不行了，我看着都替他难过。收信人是后来和言采在戏剧上合作多次的导演，顾雷。
“谢谢你的来信。我很感激。
最近家里多出很多人来。他们不放心我，找了很多看护，自从买下房子，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几乎每个角落都是，这只是让我更不方便。现在朋友们常来看我，想方设法让我振作一些，只可惜我无法让他们如愿了。晚上的时候我会从一个房间逛到另一个房间（就是脚不太好用），这样倒是能让我好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