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他这个样子，我明白到自己的未来可能正在向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在发展了，沉默了良久，我收起泪水，说：“不管我以后去了哪里，咱不都是好兄弟吗？你好好的，没任务的时候，来找我喝喝酒。”我拍着他的肩膀又说，“我看我在这里你们也不方便，你也为难，我懂你的意思，你还有正事，先去忙你的，我先走。”
宁志点了点头，依然低着头说：“这次任务回去后，我一定在报告里把你写得漂漂亮亮，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与你一起执行任务，我一定尽我全力，如果这次不行，我就等，总有我上去的一天，不论你那时候在干什么，我都一定会把你揪回来。”
我说：“嗯，你就想祸害我，见不得我过点儿太平日子。”
宁志破涕而笑，终于抬起头，抹了把满脸的泪水说：“嗯，都一起出来的，我太平不了，你也甭想。”
我在他胸口狠狠地捶了一拳。他龇着牙回了我一拳，说：“不说了，我还要回去接着审人呢。”
“我走了，你自己小心。”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转身离开。一直到上了出租车我都不敢再回一次头。
在离总部大楼还有两三公里的时候，我叫司机停了车。下了车，坐在马路边的围着草坪的铁栏杆上，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车流发呆。巨大的失落和茫然笼罩着我，我像是一个一直匆忙赶路的苦行僧，突然间失去了继续前行的信仰，又像是一个被这世界抛弃的孤儿，无依无靠。我苦笑着告诉自己，我自由了，从此不再背负比旁人更多的责任，也不再那么单纯、黑白分明地生活了。可这自由来得太突然、太生硬，来得让我手足无措。
“起来起来，这是坐人的地方吗？你瞧那小栏杆细的，能撑得住你这大小伙子吗？人人都这么没素质，这北京还叫首都吗？”我有点儿发蒙，抬头才看见一个带着红袖标的老太太居高临下正在冲我训话。她身后还站着一个戴着红袖标的保安，斜眼正看着我。
我有些不知所措，四下看了看，忙站起身来，说：“不好意思。”
老太太不依不饶地指着地上几个烟头嚷嚷：“地上烟头是你扔的吧？”
“啊？”我看了看地上，想不起自己刚才是不是抽过烟，说，“我不记得了。”
“跟这儿臭贫什么啊？”老太太身后站着的保安忍不住发话了，斜瞪着我说，“是不是你扔的你不知道？这么大个子这点儿事敢做不敢认？”
我像是突然被打开了身体里的什么开关，一下绷紧了后背，迅速收拢涣散的目光，死死盯向那个保安的眼睛。那保安眼中明显露出一丝胆怯，退了一步的同时手向腰间摸去。若不是我及时发现他腰间只别着一根橡胶警棍的话，我差点儿就出手将他制住。这是无数次的对抗训练的结果。
正这时不远处有汽车在鸣笛。幸好这么一声让我惊醒，我陡然回过神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忙松开紧握的双拳，对那保安摊开双手以证明自己没有敌意。我从口袋里摸出自己的香烟，又从地上捡起一个烟头对比了一下，发现并不是一个牌子，于是拿到他们面前说：“你看，和我的烟不一样，不是我抽的。”
那保安也有点儿泄气，但又不甘似的正色说：“身份证。”
“我没有。”
保安又说：“暂住证。”
我说：“我什么证件都没带。”
保安拽着老太太退到一边，拿出对讲机不知低声说着什么。此时，刚才那汽车笛声又响了两声。我这才注意到，马路边不知何时停了一辆黑色的车，车窗已经降下，徐卫东坐在后座看着我。保安看了眼徐卫东的车，一边往那边走一边用手比画着说：“这是停车的地儿吗？这是长安街！”徐卫东车上的警报器突然响了两声，那保安一愣，站在了那里。
徐卫东在车内冲我甩了下头。我起身跨过隔离带打开车门，徐卫东朝里挪了挪，我低头钻进车内。我本以为他会喝斥我几句，怎料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扑哧一声乐了，笑得前所未有的夸张。他的反应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等他笑够了，继续板起脸，对着我叹了口气，摇摇头。那样子像是对我失望之极。
怎能不让他失望呢，我这才发觉，我在社会上就像一个弱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我竟然什么都没做就搞得那保安如临大敌。
我跟着徐卫东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脱了外套挂在衣架上，搓了搓脸问道：“看这样子，都知道了？”
我点点头说：“嗯。”为了确定宁志的传达没有误，我又补充道，“退回社会呗。”
徐卫东看了看我没有吭声，坐在办公室会客区的沙发上，说：“坐吧。”
我站在那儿没动，看着他，我始终觉得愧疚，于是问：“给你添的麻烦很大吧？”
他没理我，一边泡茶一边说：“那和你没关系，你呢？什么想法？”
我说：“服从组织分配。”
“屁话！”徐卫东停下手中的事瞪着我说，“就你这样的到社会上，不就是社会的负担吗？你告诉我你能干什么？连个巡逻的保安和老太太你都应付不了。”
“那当初还不是你把我选出来的。”我低声嘟囔着。
“放屁！”徐卫东喝了一声，站起身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选你出来是干吗的？是我眼瞎还是你心瞎？我他妈是选你出来当怂包的吗？天塌下来了吗？服从组织分配，组织让你去吃屎你去不去？”我被他突然爆发的样子搞得有点儿蒙，随口说：“组织怎么可能让我去吃屎。”
徐卫东牙齿咬得咯吱直响，狠狠地瞪了我半天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着指了指我，想说什么，又像是生生憋了回去似的，咽了口口水又说，“别说我，连宁志都想方设法地为你扭转局势，当大家都为你努力的时候，你自己却先放弃了，还服从组织分配，你在我这儿唱什么高调。”他沉默了一下，大概是在调节自己的情绪，许久，才恢复了过去那种低沉的语气说，“我看跟你说也是白搭，我最后问你一次，你什么想法？”
我想了想，硬着头皮说：“我想留下来。”
徐卫东说：“任何岗位吗？”
到这会儿我着实愣住了，我真没仔细想过这个可能。再说我如果答应，是不是会被调去某个单位当警卫每天执勤站岗？
徐卫东说：“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
我本想问问任何岗位的概念是什么，但话到嘴边，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此时有些过分。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是没有资格点菜的道理一样。于是我问了一个困惑在我心中很久的问题：“当时为什么选中我们？我们并不是最优秀的。”
徐卫东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嘬了两口茶，说：“因为，你们简单。”
我本以为他会直接说些“我有我的考虑”或者长篇大论一番，谁料他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回答了困扰在我心中很久的问题。我不确定这个答案我是不是满意，因为我意识到现在的我根本难以参透。用句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虽然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但还是好厉害啊。
沉默了一会儿，他说：“让你退伍你干不干？”
我的心像是突然被打入了深渊，好半天我没回过神儿来，最后喃喃地说：“都退伍了，还干什么？”
他手里把玩着一支没点燃的香烟，说：“能干的更多。”
我似乎隐约感觉到了什么，但不敢确定，只好小心地说：“我不太明白。”
徐卫东说：“之前你们只是脱了下军装，现在我要连你的档案都消掉，你还愿不愿意干？”
“愿意！”这次我好像闻到了一丝蕴藏在自己灵魂深处的某种气味，这种气味竟然让我莫名地兴奋起来。
徐卫东终于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最后他让我回去待命，听到这个熟悉的词，我顿时心花怒放，既然是待命，那就是说一定会有新的任务给我，那不就是证明我并没有被抛弃？可当我走到他办公室门口时，他又叫住我说，不是待命，是回去等消息。一个“待命”，一个“等消息”，对此时的我而言，犹如亲历一次冰火九重天。
我像是一个高考完等待发榜分数的学生，又像是产房门口等待妻子生产的丈夫，在焦急、等待、猜测的各种不安情绪中煎熬着。
1996年在我复杂的心情中就要过去了，大街上张灯结彩，到处洋溢着人们庆祝新年的气氛，但在新年到来的前一天清晨，我接到了徐卫东要求我火速赶往他办公室的命令。
我知道，决定我命运的时刻来了。怀揣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来到总部门口时，却被门口站岗的卫兵拦了下来。此时我才发现对于徐卫东以及自己所在的部门，我所知的信息少得可怜，以至卫兵让我打电话联系徐卫东时，我竟然说不出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
看了看大门内的大楼，我苦笑了一下，转过身看到两个执勤路过的巡警正朝我这边张望着，那一刻，心中压抑已久的孤独的悲伤宛如潮水般涌出。我知道我回头很快就能把自己淹没在茫茫的人潮之中，从此与战友们各自活在永远不会交错的时空。那么，我之前的二十多年，几乎就是零。
我无力地蹲了下来，将双手埋进头发，克制着一触即发的泪水。突然觉得一片云挡住了阳光，我抬起头，徐卫东正站在我的面前俯视着我。逆着光，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只见他冲我甩了一下头，随后给卫兵使了个眼色，快步朝总部大门内走去。我赶忙起身跟了进去。
徐卫东一进办公室，从桌上拿起一叠文件丢给我说：“给你找了个接收单位，待遇不错，你签个字，过两天就能去报到了。”
我打开那叠文件，翻了翻，发现竟然是一家国有大型企业，于是问道：“你说的，所谓退了伍能干的更多，就是这个？”
徐卫东把头从茶缸子里抬起来说：“不好吗？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进不去。”
我说：“我不需要，就算去了能干什么？穿着西装跟人谈买卖还是坐在办公室里做企划案？”
徐卫东说：“不会可以慢慢学。”
我把那叠文件往他桌上一丢，说：“我学了，我学的是怎么闭着眼把一堆零件几秒之内组装成枪然后对着靶子把弹匣里的子弹全部射中靶心；我学了全副武装翻山越岭淌河，连着一天一夜连吃饭喝水都不歇脚；我学了没吃没喝只身一人就在丛林里活下去；我还学了怎么赤手空拳把围攻我的三五个敌人放倒；我学了怎么连着枪毙三个死刑犯还能没事儿人一样地抽烟聊天；我甚至学了怎么能用自己的一双手在瞬间把敌人杀死；我也学会了怎么在失去战友后无止境的痛苦中摆脱出来……”我抹了把脸上的泪水说，“现在你却让我穿西装系领带坐在空调房里喝着咖啡只为考虑怎么为公司多赚点儿钱？”
徐卫东静静地看着我，我没有避开他的眼神，与他对视着，办公室里静得出奇。许久，他拿起被我丢回桌上的那叠文件当着我的面撕得粉碎，然后塞进垃圾桶，说：“跟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