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变化不测谓之神”。当我们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去研究伟大的中国智慧书《周易》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许多在现当代所出现的新事物，在古人的著作中查阅不到相应的解释，只有在理解《易经》的精神的基础上，才可以对这些新变化和新事物作出相应的解释或对位。此外，更重要的，对许多事物，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否则，信而迷之，便变成“迷信”了。
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易经》这部古籍文献使古今中外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乃至国君、百姓均对其特别关注，千百年来探求不已，玩索不止。清朝乾隆钦定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盛赞其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易经》不仅是七千年中国文明史的源头活水，而且也雄踞“世界三大经典”——《易经》、《圣经》、《吠陀经》之首。其地位之显赫、声誉之崇高、影响之深远、作用之神奇，不可不谓之为“天下第一书”。
自古迄今，对《易经》的探索者前仆后继，数不胜数，形形色色的研究专著也是汗牛充栋，美不胜收。这里暂且按下国人对这一国宝的研探之论和溢美之词不表，先来择要浏览一下海外异域的学术权威们对《易经》的评价：
德国辩证法大师黑格尔(G.W.FHegel)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
美国哲学家卡普拉(FGap
a)在《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中说：“可以把《易经》看成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权威们认为，它在中国几千年来所享有的地位，只有其他文化中的《吠陀》和《圣经》才可以相比。”
欧洲近代著名学者捷恩(C.G
e)在英文版《易经》的序言中写道：“谈到世界人类惟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取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惟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延几千年之久依然具有如此价值，而且与最新的量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
丹麦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玻尔(N.H.D.Boh
)在1927年建立了互补原理，引起世界轰动；但当他在1936年到中国讲学时见到《易经》太极图时，便惊叹“中国人几千年前就有了互补的理论思想，并以图形表示”。他手捧《易经》如获至宝，将太极图定为其族徽勋章的标志图案。
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G.wLeib
iz)在《致德雷蒙的信：论中国哲学》中说：“《易经》也就是变易之书。在伏羲以后许多世纪的文王和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又以后五个世纪的著名的孔子，都曾在这六十四个图形中寻找过哲学的秘密……这恰恰是二进制算术，即阴爻(一一)就是0；阳爻(一)就是l。这个算术提供了计算于千变万化数目的最简便的方式。”他在1703年《给白晋的信》中又说：“伏羲图，它与我的二元算术如此吻合……我不得不承认，即使我自己，如果未曾建立二元算术的话，对伏羲图哪怕研读再长时间也未必能够破解。”
日本19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时，统御大权的皇室就宣布：“不知《易》者不得入阁。”正如唐太宗开国宰相虞世南所云：“不读《易》不可为将相。”
德国现代生物遗传学科学家申伯格(M.Scho
be
e)在1973年出版的《生命的秘密钥匙：宇宙公式<易经)和遗传密码一文中说：“首次发现的六十四个生物遗传密码的‘词’，与六十四卦相对应。”
美国国际易经学会**成中英在《大易集成》中说：“我们说《易》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原点和源头活水毫不为过……”
英国剑桥学者李约瑟(J.Needham)在他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说：“中国类似《易经》等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曾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再来看《易经》在海外异域的传播：
17世纪20年代，法国传教士金尼格(NiclasT
igault)将《周易》译成拉丁文本传入西方。
18世纪50年代，法国传教士松君荣(A
to
iusGoubil)将《周易》译成法文本。
19世纪下半叶，英国传教士理雅格(Ja
esLegge)将《周易》译成英文本，1882年在英国出版。
20世纪20年代，德国驻华文化参赞、传教士卫礼贤(Richa
dWilhelm)将《周易》译成德文本，1924年在德国耶拿出版；后又译成英文本，1950年在美国纽约出版，书名为The，Chi
go
BookofCha
ges。
1984年，当中国学术界还在对“《周易》中的糟粕迷信”进行批判之时，第一届国际易学大会在韩国汉城隆重开幕。几十个国家与地区的专家学者云集在这个以《易经》中的太极阴阳图和八卦卦象为国旗图案的国家首都，来广泛深入研究探讨中国《易经》的古今学术地位以及它对当前与未来的影响和作用。
由此可见，《易经》的确是“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也正如中国古代学者对“易”字所解释的那样：“易，上为日，下为月，日月合则为易。它将日月天地的一切都涵蕴其中了。在国外，许多对中国文化有研究有兴趣的外国人，只要一说到中国文化，几乎都会提及赞叹中国的《易经》“神奇渊博”，可见其在国际上的影响之大。它又被中国三大宗教奉为圭臬：儒学奉其为《十三经》之首；道学尊其为秘笈奠基之作；佛学也推其为“理宗”。这在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
《易经》是先贤前哲们用来解释宇宙的起源、现实世界的存在变化和未来时空的发展趋势的一门综合学科，因此，它必须符合一条真理：那就是对立统一的客观规律的变化发展。在这个哲学世界观的宗旨下，诸如中医的辨证诊治、社会伦理的中庸之道、天候节气的科学预测、科学实践的理论指导乃至风水住宅的选址营建，无不包含着《易经》的阴阳核心思想，它们其实都是对《易经》宗旨在某一方向的具体破译解读和实践应用，因此，就有了这么四句话：
阴阳合则生，阴阳离则灭。
阴阳错则变，阴阳平则恒。
在《易经》天、地、人对立统一的宗旨理论影响下，古代风水学说也应运而生。它的原始出发点实际上就是以(《易经》天、地、人为理论指导，辅之以天文、地理、人居的具体事物表征，来对三者加以融合协调和实践应用。至于后来那些庸俗无知之辈将迷信虚妄掺加进去，那是应当区别对待，也是应当剔除而弃之的。
风和水，原是《周易》八卦之中的巽卦和坎卦的象征物。《周易》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分阴分阳的，也是阴阳互补的。世界可分为天、地、人三个层面，通称为“天地人三才”，“三才”也全都是阴阳并彼此可以组合成八卦。八卦的乾、坤、艮、兑、巽、震、坎、离，即为构成世界的八种基本物质：天、地、山、泽、风、雷、水、火。我们的祖先在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中，深刻体验到了自然天、自然地对自然人生存的关系是那样的直接和密切，片刻也无法离缺，特别是人类赖以基本生存的“风”——空气和保存生命基本体征需要的“水”，被认为是生存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风水”一词，从字面上讲，“风”是流动的空气；“水”是大地的血脉，万物生长必须依靠它们。有新鲜空气(风)和清洁甘泉(水)的地方，生命就生生不息。传统风水理论认为：风是气阳，水是气阴，两者皆为行气之物。气之阳者从风而行；气之阴者从水而动；而这个气，则有它特有的秉性，即：乘风则散，界水而止。推及于人便是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因此“藏风得水”就成了风水学说“聚气”的根本。从中可知，《易经》与风水学说实际上是源与流的关系。譬如中国医药学，它有一套后来引进的西医系统，建立在细胞学、解剖学等基础之上；但更有一套原汁原味的中医系统，它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的整体有机理论之上的，以辨别、调节人体的阴阳、虚实、表里、寒热等为其要务，从而协调人体内部和人与环境的关系。又譬如中国地理学，它也有两套系统：一套来自西方的地理学系统；另一套则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学系统，它也是建立在《易经》的理论基础上，强调“气”、“势”、理”、形”等地理特性，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互补”，把人类赖以生存的天地看作一个有生命的活的有机体，从而与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休戚与共”。
关于风水的人为主体——建筑(宅)，东汉大学者刘熙在他的名著《释名》中是这样说的：“宅，择也。宅择吉处而营之也。”《黄帝内经》也说：“夫宅地，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凡人所居，无不在宅……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则门族衰微。”现代建筑学泰斗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也说：“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寄托于建筑之上。”从古至今，人类的居住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实际上是源于《易经》理论，运用风水术，归宿于人居建筑的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讨的全过程。在当代，当林立的高楼满足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时，更多的是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怎样才能去解决如今人居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生态失衡、景观无序、人地对立、人情冷淡、文化匮乏的种种矛盾呢?中国的传统风水思想中关于崇尚自然、尊重环境、天地人和谐、创诗画境界的生态建筑环境观，为我们建设美好人居环境、亲情家园和塑造人间天堂，提供了古为今用的新视野和切实可行的新思路。最近，中国成立了“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健康住宅建设项目办公室”，这是一个以“更多关注居住健康这一理念”的政府机构，并制定了国家级的健康住宅标准。这充分说明，古今人类对美好人居生活的追求是完全一致、亘古不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