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稳坐钓鱼台
就在南北和谈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在九省通衢的武汉地区，一场同样如火如荼的运动也在展开。
“新文化运动”，这是报纸上的标题，很好的说明了这场运动的本质，那就是改造旧文化，塑造新文化。
具体来说，就是废除文言文，推广白话文，而且改旧式的竖版印刷为新式的横版印刷，并全面推广标点符号，以及一种全新的“汉语拼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破除陋习的内容，比如说废除缠足，宣传禁烟，全民卫生运动，扫除文盲等等。
清朝末年，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现在，是该做个总结的时候了。
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倡导者仍是那位引领时代潮流的赵总司令，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亲自冲锋陷阵，而是在亲手点燃了这把大火之后就躲到了幕后，操纵一家新成立的报社，将这场文化改造的触手伸向社会每一个角落。
这家报社就是“先锋报馆”，发行的报纸叫做《先锋日报》，负责人是詹大悲，湖北圻春人，字质存，是个年仅二十一岁的青年，虽然没人知道赵总司令为何如此重用这个年轻人，但很显然的一个事实是，这位詹主笔没有辜负重托，在短短几天里就将第一份纯白话文的报纸印刷了出来，并很快销售一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让人颇感兴趣的是，第一期的《先锋日报》上刊载了一篇未署名的短篇白话文小说，叫《阿q正传》，以讲故事的形式讽刺了那些游手好闲的游民，在某些方面揭露了革命军中良莠不齐的现状，这篇故事在遗老遗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借此攻击革命军队，污蔑其为“痞子军”、“无赖军”，这当然引起了反击，过了几天，《先锋日报》又出现了一篇新的短篇小说，叫《孔乙己》，也同样以辛辣的笔锋讽刺了那帮以“名士”、“圣人门徒”自居的遗老遗少，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遗老遗少和新青年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见解，反对的、支持的战成一团，难分难解，使得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以其强烈的火药味迅速蔓延到全国。
新旧两种文化激烈的碰撞在一起，各种理论学说纷纷出笼，街头的“文明戏”每天都在上演，就在人们目不暇接的时候，共和军总司令赵北却已经转移阵地，回到了军事上，干回他的老本行去了。
经过参谋部全体军官的努力，共和军的整编已经基本完成，五个步兵师取得了番号，补充了装备，一个独立骑兵旅也组建完成，虽然步枪是万国造，火炮不足，战马也多是南方的小矮马，但部队士气高涨，而且由于清除了那些混进革命队伍的渣滓，部队变得更有革命性了，在这些部队里，每一个连都有两名时政宣讲员，他们在宣讲革命道理和时政的同时，也负责对官兵进行文化辅导，按照每天学习五个汉字的速度扫除文盲。
后勤方面，汉阳兵工厂得到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得以扩大生产，再加上推行了新的计件工资制度以及学徒制度，使得工作效率提高，不仅使步枪的产量恢复到了战前水平，每日可造“汉阳造”步枪四十杆，而且也重新开启了炮弹生产车间，共和军的炮兵部队不必再为炮弹的来源发愁了，由于从外国走私商手里取得了优质钢管，重型迫击炮也提高了产量，不仅可以保证共和军的供应，而且已开始向河南的奋进会武装少量提供了。
兵强马壮之后，共和军的海军部队就发起了一场小型的两栖登陆战，趁着大雾弥漫的天气，掩护陆军一个旅和两个特战营攻占了入川门户夔门，将四川总督赵尔巽布置的两个炮台全部拿下，控制了这一险要地段，入川的门户已经敞开，只要总司令愿意，共和军随时都可以向四川发动进攻。
整个四川顿时一片鸡飞狗跳，赵尔巽慌忙召集军队，试图夺回夔门，但数次强攻均以惨败收场，共和军则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前锋部队已推进至奉节一线，川鄂大战几有一触即发之势，使得全国注意力转到四川，面对列强的质问、袁世凯的担忧，以及南方革命势力的试探通电，赵北拍发通电，宣布此次军事行动是为策应南北和谈，只要伪清总督赵尔巽宣布支持和谈，共和军立即停止进攻。
自从袁世凯“兵谏”之后，伪清四川总督赵尔巽的立场一直在摇摆不定，虽然没有派兵向外省的革命力量发动进攻，但是却拍发通电，扬言东征，同时与立场顽固的云贵总督锡良、陕甘总督升允加紧勾结，使得四川成为连接西北、西南两个方向顽固势力的重要枢纽，对此局面感到担忧的可不止是革命党人，北方的袁世凯也同样忧心忡忡，奈何北洋军力主要集中在北方和两江一带，无法抽调兵力西进，虽然湖北革命军有力量西进，但袁世凯又担心川鄂两省都落入革命党手里，所以也迟迟没有发布征讨令。
现在，湖北的共和军果然开始了单方面行动，攻击四川的意图非常明显，但袁摄政却没有办法阻止，只能拍发通电呼吁“和平”。
川东战局急转直下，赵尔巽只好将重兵集结于夔州府一带，阻止共和军西进，同时拍发电报，向邻省清廷封疆大吏求援，陕甘总督升允本打算派兵赴川，但一听说盘踞豫西南的奋进会武装正在向潼关挺进，就放弃了援川行动，转而固守潼关，只有云贵总督锡良派兵两千增援四川，但走到贵州遵义就停步不前，借口筹集粮草，顿兵不进。
正当赵尔巽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时，共和军的信使却拿着赵总司令的信赶到了夔州府，主动寻求停战，但有一个条件：必须解除对湖北、湖南的食盐禁售政策，“川盐济楚”，同时必须将食盐销售价格降低一半，由共和军政府统一购买，否则，共和军将“提兵西进，自行取盐”。
四川井盐资源丰富，又有火井煮盐，使得川盐价廉物美，远比晋盐、陕盐更受百姓青睐，自从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川盐向来以湖广地区为主要外销区，“戊申革命”一起，赵尔巽便下令停止供应湖北、湖南食盐，使得湖广地区食盐价格猛涨，再加上两江总督长庚封锁江阴，海盐也无法大量运进，而食盐也是租界当局宣布的“军用品”之一，无法从洋商手中购买，掌握在洋人手里的京汉铁路也拒绝装运食盐，如此一来，食盐短缺形势雪上加霜，仅靠走私无法满足需要，为了取得食盐供给，共和军不得不做出大举西进的姿态，压迫赵尔巽屈服，这才是此次川鄂之战的根本原因。
如果加把劲，攻取四川并不困难，但问题在于，如果要全面进攻，就必须从湖北抽调精锐部队，而且四川山高林密，地方团练、土司武装遍地都是，要想控制全川，不是短期可以奏功的，在目前的形势下，湖北无论如何不能空虚，所以，赵北决定以战促和，用少量精锐部队恐吓赵尔巽，使其就范。
赵尔巽果然屈服，接受了共和军的停战条件，立刻解除了食盐禁售令，湖北食盐价格迅速回落，川盐由共和军政府统一收购，加价之后销售，政府的收入又多了一块。
共和军倒也没有食言，立即收住脚步，撤出奉节，虽然仍占领着夔门，但到底没有再前进一步，赵尔巽长嘘口气，但没等他睡几个安稳觉，却又传来川北大乱的消息，一群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乱党在当地煽动起义，拥戴同盟会员熊克武做了司令，称“四川民军”，这支民军装备精良，几乎清一色的曼利夏钢枪，这是奥匈帝国制造的步枪，北洋军的装备，谁也不知道那些乱党是从何处得到这些武器的，军中还有几门怪模怪样的大炮，很轻便，几个壮汉就能抬着满山跑，可威力却不比山炮小，几炮过去，城墙上就没人了。
川北是四川新军招募兵员的主要地区，由于不放心四川新军，赵尔巽前些日子已经将四川新军解散，四千余名官兵全部遣送回乡，现在川北大乱，许多退伍新军士兵加入造反者的行列，使得这支起义军的战斗素质远高于会党武装，巡防营、团防局连吃败仗，川北局势动摇，川中也是人心惶惶。
赵尔巽只好从夔州府调兵川北，拆东墙补西墙忙得不亦乐乎，此时也顾不得再做忠臣了，立即拍发通电，拥护君主立宪，赞同南北议和罢兵。
就在赵尔巽被遗老们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赵北却适时的收敛锋芒，一边回过头去，继续主持新文化运动，一边继续整编他的革命卫队，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全世界尤其是南美洲和东南欧的那些小国疯狂收购武器弹药，充实共和军的军火库，一时之间，武汉地区成了国际军火掮客的乐园，通过那些挂着洋旗的轮船，这些外国奸商充分展示了他们那高超的走私技巧，各个时代、各种结构的步枪迅速将汉阳兵工厂的库房堆满，从古老的斯潘塞连珠枪，到较新式的法国造勒贝尔八子枪、意大利塞里格蒂自动枪，完整的展现了近代枪械发展史，由于型号太过驳杂，弹药无法通用，以至于兵工厂督办刘庆恩不得不发布命令，规定凡是制造年代早于1880年的旧枪一律论斤收购，没有子弹的步枪则一律按照废铁价格收购。
共和军忙着整军，南北和谈也继续在上海租界进行，双方代表在继续扯皮的同时也在相互靠拢，袁世凯在天津行辕焦躁不安的等待着和谈结果，并与各国公使进一步加深“友谊”，急切的等待着洋人许诺的借款，至于那个苟延残喘的满清王朝，则徒劳的向列强抛着媚眼，但除了日本和俄国表示出了些许的兴趣之外，其它国家都无动于衷，忠于清廷的封疆大吏仍然叫嚣着“勤王”，宣布“中立”的官员也继续着他们的中立。
虽然北方强人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实力派赵北都在呼吁“和平”，但说归说，做归做，南北两个实力派之间是停战了，但各地的战火却是愈烧愈旺，这叫“全国停战，局部开火”。
在共和军的支持下，南方的革命之火开始燎原，更多的会党武装举行起义，弹压地面的巡防营也纷纷闹起兵变，五花八门的旗帜在南方各地竖立起来，城头变换着大王旗，以往的争权夺利从“温情脉脉”走向刀光剑影，草民、官僚、土匪、豪绅，纷纷投身于这场争夺，有的做了都督，有的献上人头，更多的人则在捞了一笔之后就跑去租界。
北洋第五镇的讨伐大军仍在江苏地面与两江总督长庚的部队展开拉锯战，两江总督的位置，北洋势在必夺，长庚也绝不会轻易放弃，为了争夺这块大肥肉，两军沿着长江厮杀，南国烽烟四起，战火熊熊……
守卫北方的北洋军仍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北方各省虽比南方平静许多，但也不是世外桃源，山陕的刀客、中州的蹚将、山东的白莲教，也如久旱之后的原野，被这南方飘来的甘霖一淋，也都“噌噌”的冒着尖，北方各省的巡防营、新军也都三心二意，不肯为朝廷效力，跟袁世凯眉来眼去……
边疆也不太平，俄国在蒙古和新疆蠢蠢欲动，英国殖民协会又在叫嚷“印度总督区的北疆应该在青藏高原”，同盟会在东北三省策动绿林响应南方革命，虽然很快就被曹琨联合张作霖、吴俊升、冯德麟等人镇压下去，但日本却借口维护本国在东北的利益而开始调兵遣将，驻扎朝鲜的日本军队已开始向鸭绿江集结，随时可以进入南满，被日本军队“保护”起来的朝鲜“纯宗皇帝”又在关注鸭绿江畔的“间岛问题”……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国事是如此的艰难，国家似乎随时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国家的前途被迷雾遮挡，谁也不知道前面是悬崖还是坦途，所以，无论是政客还是革命者，他们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是那样的小心翼翼。
拨开历史的迷雾，赵北似乎看见了一点光明，但他依然保持着一份必要的谨慎，他现在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