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性在人的所有天性中，最难以意志来控制、用律令来约束，犹如大自然无处不在的水，水无形，又最恣肆，可蓄养成池，可泛滥成兽……无论何时，对性的态度都应像对水一样：激励与调控。前者意在澎湃，后者旨在有序。无水之壤是干涸的，必致生命的皴裂，性泛滥同样有害，它使人性陷入不堪的积涝和泥潭。
犹如治水，重要的是给性一个规则和路径。什么样的规则和路径呢？靠人自身的文化属性和邻近的精神手段来疏导，还是凭道德威权和政治闸门来围堵？是借大坝强行截止洪水猛兽，还是靠天然湖塘以分涝泄洪，乃至灌溉利津、滋润田亩？是意识形态的牢笼更管用，还是大自然的“保险柜”更保险？
对生息在岸边的农人来说，这已是常识。
迄今，人类虽发明了许多“治水”办法，诸如伦理、法律、婚姻、一夫一妻制……但遗憾的是，这似乎并不能让生命完全满意和知足，尤其这些举措更强调社会契约的抑制性，更倾向于对水的瓶装和催眠——对性的安置与安抚。有那种完美无缺的终极方法吗？或许没有。性之隐深和永恒也就在这儿。
对“性”起决定性平衡与调谐的，恐怕仍在于它内部的力量。
性本身就充满天然的矛盾。做个借比，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是辩证法，也是上帝创造的“双刃”原理。否则，一件事做起来对当事人百利而无一弊，那就可怕了。性也一样，它本身混含着温柔和粗暴、紧实和空洞、兴奋和沮丧、和疲惫、和落魄、狂妄和自卑等诸多背反，而且，疾病、死亡、犯罪、折磨、颓废、堕落等阴影始终不离左右。它猩红、妖娆、灼热，又灰色、沉闷、压抑。这些矛盾并非后天的道德和政治设定，而源于先天的生物定律和自然法。这也印证了希腊神话中神爱洛斯的形象：总是手持一盏灯步入黑暗的卧室——信心和恐惧、诱惑与陷阱、生命召唤和死亡气息，一并散发着……也就是说，“性自由”包含天然的“不自由”，“快感”潜伏着本能的“不快”。正是这种无法克服、欲罢不能的内在背反和原始设置，给了性以最大的天然保护，使其不致因单极而崩溃，不致因溃疡而腐烂。
即使没有伦理这层后天的审视关系，在人的主体内部，性与羞耻感从来就是孪生的。即使圣奥古斯丁是个伪君子，但他有句话没错：“无论在何处起作用，它本身就感到羞耻。”羞耻心，正是造物主在亚当夏娃体内种下的最有力的精神疫苗，或称理性牛痘。即使再目中无物之人，也没荒唐到在大街上随便的地步——这就有救了。另外，还有真正的上帝——大自然的生物秩序在发威，那些天然的威慑力和性杀手，比如性病、艾滋病等，不都像“达摩克利斯剑”那样逢时地一次次亮刃吗？20世纪60年代风靡美国的“性解放”没撑多久即偃旗息鼓，不就是骇于这种自然威力吗？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然界有能量守恒定律，或许人类的性能量运动也有这样一道制衡程序，“纵”亦是对生命力的一种破坏，其后果是意志的沮丧、机能的枯萎和文明的衰落。
或许有人问：不是有过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坦荡的“性沸腾”期吗？它们为何不成为榜样呢？
别忘了，那早已是童年旧事。那时候，人的情感和精神归属，都没有指向自己的同类，而是像祭品一样献给了主宰万物的宇宙、自然神和它们在世间的代理者（比如图腾或寺院住持们。古巴比伦、印度和罗马都有让少女把贞操献给神的“圣妓”风俗），对神的膜拜与超级专注，导致了对同类的懈怠和漠然，导致尘世价值被忽略，也导致了性行为的自由与随意——也就是说，尚未被文明所真正器重，精神尚未对它提出郑重而深刻的要求。而随着文明的递进、人本位的苏醒，人越来越强烈地要为生命选择尘世归属，要从异性处获得意义，生活的幸福感也愈发寄托在与异性的关系质量和丰富内容上……人类性史和生物史一样，随着童年结束，也完成了从野生到家饲、从旷野到室内的转场。历史和时间是单向、一维的，人类没有理由重返蒙昧，正如一个长大了的人无法再学婴儿不穿裤子。
文明皆“后天”，价值、道义、伦理、法律……皆后天所为。其实，这种后天的合理性一点也不比先天逊色，你尽可怀疑它的内容和细节，并试图重新编撰和修订，但这无损“后天”的价值和业绩。只要这世上有第二个人存在，只要有“他”，秩序和规则就有必要，契约和文明即显可贵。
另外，之上，还有更饱满的东西：。一种基于爱意而生得更诱人、更容易被放行和认同的东西。的本质是“占领”，其快感也主要是由“深入地占领”来获得，它可以毫不顾及对方的利益和感受，某种程度上说，它更物理。而不同，它是由一缕叫爱慕的虚线来牵引的，即由情而欲，“占领”仅是它的冲动之一，它还有别的愿望，比如让对方快乐，使之因被占领而获幸福和满足，或者说，它更追求一种交换价值，其中包含爱惜和体恤，它不会做对方厌恶的事，一旦对方反对，会立即终止并道歉。对比物理之性，它有了“化学”的浪漫意味。
而爱情，则纯粹是一种精神感受了。它的诱因当然也是性，但其内涵和表现皆超越了单纯的性，它甚至可完全放弃“占领”——并不是说它反对“占领”，而是说它可以接受“不占领”，在“不占领”情势下，亦可以保全和生长爱。罗曼·罗兰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埋葬爱人的坟墓。”也就是说，即使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的实体和精神，也没有离之远去。较之前面的“物理”和“化学”，它更趋向于“艺术”和“审美”。
事实上，、和爱情，正是这三位一体，组成了人类对异性所有的态度。称之为生命最基本的能量库和基因图谱，亦不为过。
中国古典有一个词叫“剪水为衣”，很诗意，也很哲理，用在性上也很传神。性和水一样，都需要审美的支持和拥有一副精神形体，唯此，它才获得真正的从容和自由，才符合愉悦生命的本质。
墨西哥诗人帕斯，80岁时推出了一部著作：《双重火焰：情爱与》。他把比作炽热的红火焰，将情爱喻为炉火纯青的蓝火焰。虽承认二者都根植于原始的生命野火——性，但他认为不同于原始之欲，基本上是一种想象活动，就像诗歌把日常语言变成韵律和隐喻一样。在他眼里，是“之诗”，是一个人为克服疏离感和匮乏感而与他者融合的。
重要的是，帕斯认为，只有当被提升到情爱时，只有被注入了爱的能量，只有男女在彼此中找到灵魂时，生命的短暂才能得到永恒的呵护，才能抵御对死的恐惧，人才可进入自由之境。他打了一个比方：爱是一株花木，“性”即根系，“”即枝茎，“情爱”即花朵……花木是否开花，灵魂是否如愿绽放，取决于生长的耐性和心力充沛与否。
帕斯还指出，现代人的危机在于采取了情感上节省、上放纵的态度，杂乱的性最终导致了灵魂的普遍失落——这并非道德问题，而是一种缺乏爱能力的症状——对灵魂的无视使人丧失了对爱的基本了解和运用能力，而丧失了爱能力，即丧失了自我。
为此，帕斯崇尚欧洲“骑士文学”中的那种高贵之爱：求爱的骑士把美丽的贵妇仰慕成女神，不惜以百般坚忍和万千衷肠来表达坚定，无论相爱之路多么漫长，多么荆棘凶险，也无怨无悔……
应该说，帕斯这种“花——木”式的诉说，反映了人类基本的性现实和性理想，不失为一条理性和诗意的正途。
我本人拥戴这个观点。
2001年
(第九节一个守墓家族的背影——纪念一部绵延三百年的遗训和一个濒临失传的词
一个苍凉的词：忠义
如果有问：你目睹过“忠义”吗？货真价实、恒久不渝的忠义？你可能犹疑：难道它是罕见的？它有被逐出现实之虞吗？
是。无论“忠”或“义”，都越来越显苍凉，古意越来越浓。
在“忠”这点上，宗教信徒是最深沉的实践者，对上帝、佛祖、真主等神灵的忠诚和笃信，乃其日常的精神操守。所以，谈论宗教情怀的忠并无意义，我们只有将目光投向世俗生活。在世俗领域，政治和权力堪称“忠”之最踊跃的招募者、最激烈的竞争者，比如君王、党魁、主义。
如果说极权政治下的“忠”确属愚忠，弃之不惜的话，那其余情形呢？日常生活中，对婚姻、友谊、承诺、托付、信念、职守，当代人有多大底气信奉和实践“忠”？我们的精神行囊里还能检索出这个古老的字吗？
撇开儒家伦理，单从生命类型和精神美学上看，“忠”，象征着一种人格的超稳定状态和高钙特质，显示着一种执著、敦厚、倔强、不疑的秉性和契约意识。就像一株大树，透过茂盛枝叶，你会感受到它有一股垂直、饱满、沉实的定力，由此奠基了不动荡、不易撼的品格。人亦如此，凡忠诚者，无不在精神上底盘重、根须深，有着强烈的守护意识和稳固能力。
现代人的精神轮廓，越来越不像树，基本上呈颗粒或粉末状，日日夜夜处于失重、懈散和悬浮状态，随遇而安、随波逐流、随物赋形、随行就市……灵魂难以成形、成器。现代人的一大特点，即脑子活泛，没有边界、纪律和敬畏，难以和自我发生契约，变通、摇摆、伸缩、进退，无不优游自如，如橡皮筋。
“义”，更是个越来越像古董的字。随着乡土和江湖时代的结束，随着乡绅伦理、士子文化和侠客精神的消隐，它正渐渐退出世俗生活。按现代人的价值眼光，诸如“季布一诺”“屈原沉湘”“不食周粟”“赵氏托孤”“岳母刺字”“士为知己者死”“宁玉碎不瓦全”等古义，不仅在是非和理性上不严谨，还意味着道德上的鲁莽和霉陈，有迂腐、刻板、僵化之嫌。
世上没有哪块土地像华夏这样盛产“忠义”。在古代，凡偶像，其精神底座上都刻着“忠义”二字。叔齐、伯夷、屈原、季布、聂政、荆轲、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水浒传》里的“忠义堂”，更把这一道德脸谱渲染到极致。尤其关羽，因义薄云天被推上道德圣殿的头把交椅，由之衍生的关帝崇拜催生了乡土中国最大的世俗宗教，除了关公庙，他还是儒、释、道三家庙堂共邀的客座神。
“忠义”，乃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人生的关键词。
某日，和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朋友聊天，我半开玩笑地说：忠义精神应进入国家“非遗”保护名录才是。朋友当真，急切问：那传承人呢？谁是它的标志性载体？总不能是全体国人吧？他问得很专业，按世界“非遗”确认章程，该项目除了珍贵和濒危，还要有当世传承人才行。我怔住，是啊，哪儿找这样一个活在当下且古意十足的人生标本呢？但很快，我眼前一亮：北京崇文区的佘家，袁崇焕的守墓人！
2004年夏，我参与指导的央视《社会记录》播出了4集纪录片《佘家故事》。这是个深深感动和震撼我的故事，一个家族和一座古墓默默厮守370年，只为一记祖训、一句承诺。这个家族的精神基因，即“忠义”。
在曲阜孔林，圣冢旁有处景点，叫“子贡庐墓处”。孔子死后，学生子贡守墓6年，后人立碑颂之。因子贡为孔墓所植皆楷树，世人便发明了“楷模”一词，表彰这位圣徒。佘家守墓已过370个春秋，墓主非圣人可比，历史亦不会予佘家如子贡那般的荣耀，但意义也就在这儿：这是一个朴素的百姓故事，这是一户淡定的市井人家，它孤独、安静、隐蔽，它习以为常地去做一件事，它把美德兑现为常识和习性，演绎成一种碌碌无为、朝朝暮暮的生活。
说真的，若为忠义申请“非遗”，这是我迄今所知唯一有资格的传承人了。当然，这足以令世人蒙羞，故可行性为零。
那个被吃光的人
古英雄有两类：一乃造反的绿林，以叛逆之志收拾天下，可谓枭雄；一乃栋梁之士，挽危局于欲坠，忠烈是也。比较两厢，枭雄为“攻”，忠烈为“守”；前者的生命姿态若野马之奔、决堤之涌，呈狂飙恣肆状；后者则忧愤郁闷，所吟乃悲竹之声，所绘皆病梅之美。从大势上看，后者的悲剧早就注定了：“攻”为顺，“守”为逆，攻者所为乃践踏扫荡，摧枯拉朽；守者则笨拙得很，他做的是托举苦撑之事，力逊分毫，即覆顶殒命。
后者的险境在于，他脚踩的地面早已绵软松陷，无基实供其运气发力了。更要命的是：他孤立，光杆一个！既无依托，又无环绕，同僚早已暗暗做了白蚁，在梁木上蛀起了眼。接下来，他要承担为时代沉疴和积弊替罪顶过的厄运。史上的忠烈，如岳飞、于谦等，都出自该行列。如果说前者多亡于刀剑、裹尸马背，那后者多死于心碎，窒息于沼池烂塘。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祖籍广东，明万历进士，初任福建邵武知县，但他心系天下，有拯世之志。此时的大明，纲纪废弛，佞人当道，颓象毕露。而北方的后金，像一条粗犷而饥渴的巨蟒，在努尔哈赤的激情领舞下，血气高涨，飞沙走石，大有吞象之势。据史记，当时明将闻金胆颤，摊上出征诏命，竟号啕恸哭，哀己不幸。1622年，13万明军覆没，崇焕主动请缨，以书生之躯担武将之职，镇守宁远孤城。1626年，努尔哈赤猛攻宁远，崇焕血书立誓，将老母妻儿迁至城中，奋战3日，以万卒破十倍之敌，努尔哈赤亦为炮火所伤——此役乃其平生唯一败仗，不久郁终。皇太极为报父仇，又率兵猛攻宁远，均被击溃。崇祯元年（1628），崇焕被授兵部尚书兼右副督御史，督师蓟辽。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从内蒙绕道，偷袭京城。崇焕星夜驰援，风雪行军3昼夜，于城南与敌激战，崇焕身先士卒，“两肋中剑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皇太极知难，悻悻退兵，自此未再犯京师。
此时的袁崇焕，已成大明残局唯一有效的棋子。本来，这枚棋子若运筹得当，至少可让敌我在战略推手上多几个来回。可惜，史上那令人吃惊的一幕又上演了：皇太极略施小计，一项“私下通敌”的暗网自天而降，缚住的不是别人，正是心无旁骛、一心抗金的袁崇焕。罪名轻易成立了，崇祯三年（1630）九月初七，崇焕被“寸磔”于西市。寸磔，即凌迟，即千刀万剐。“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清·计六奇《明季北略》）
崇焕死了，死在崇祯上吊前的第14个年头上，死在他拼命维护的社稷手里。细究死因大概多余，谗言、构陷、昏帝、个人清高与过度自信……这些元素在忠烈生涯里皆可找到。“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原属咏志的清风之叹，竟与其后的命运有着惊人暗合。是历史之巧，还是精英的宿命？
死因不究，死状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