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米兰·昆德拉在祝贺同胞——剧作家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时写道：“他可以做其他事（例如写剧本或诗），可以避开自己的命运——但他做不到。无疑，因为存在一种比他本人更有力的东西，这东西在他之外却将他牢牢抓住，这便是他称为‘责任’的那种东西。”（《永远的剧场诗人》）
艺术只有在最广阔的生命范围内找到了自己的责任、服务对象和价值对立面，才会诞生深刻的主题——人的命运，否则她在精神上即不会受孕，即只会停留在手艺阶段。艺术是在大地上行走的，艺术的敌人，就是生活的全部敌人。
科学家为何会成为“异议人士”
不涉政治，往往会被视为一种操守上的“独立”“清洁”，但不介入决不意味着不思考、不审视，对扑面而来的政治无动于衷；也决不意味着一个从不思考政治的人会始终有益于社会，比如20世纪30、40年代，一个德国核物理学家若彻底不问政治会发生什么事呢？无疑是可怕的，这种政治失明会带来物质和精神双重后果。
失明和顺从、沉默和驯服是近邻，就像睡眠和梦游的关系。www.youxs.org《两种文化》中称：“忠诚很容易转化为顺从，顺从则常常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借口。想想人类漫长而阴暗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以服从名义犯下的骇人罪行，远比以造反名义犯下的多得多。德官就是按照最严格的服从法规来教育的……说科学家负有普通人的责任是不够的，他们负有大得多的责任。因为科学家有一种道德令要他说出知道的事。”
苏联氢弹之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安德烈·萨哈罗夫，在《我为什么不屈服于权力》中写道：“1966年，有关人士向苏共第23届大会递交了一份评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联名信，我也签了名。同年，我又向最高苏维埃发了封电报，就当时正起草的一个将对拥有个人信仰者进行大规模迫害的法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即苏联刑法典第190—191条）。这时，我个人的命运第一次与这样一群人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一群数量虽少但在道德天平上占相当分量的人，后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我们要做的是对人权和各种理想进行系统化的保护，而不是政治斗争。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出现对这种行动的合法性疑问。”“我为这些呼吁成功地收集到50个签名。每个签名对于签名者而言，都代表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道德行动和社会行动。”
在权力政客和失明者眼里，这些上书者和签名者无不是社会麻烦的制造者、诋毁国家政治的破坏分子，但平心而论，没有一个正直的俄国人甘愿扮演这种“为自己的祖国难过”的角色，甘愿“放弃赞美和讴歌的文化习惯却不顾一切地指责周围生活”（萨哈罗夫）。不，没人乐意这样！要知道，无论自然天性还是道德理性，他们都更适于从正面作出一些维护祖国尊严的事来。但这些披覆着科学和艺术使命的人却被现实政治逼到了悬崖边上，“我知道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身上闪现着多少我热爱的美好东西，但我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阴暗现象上，因为它们正是官方宣传悄悄漏掉的东西，因为它们代表着最沉重的破坏和最大的危险。”（萨哈罗夫）
要抗争，但不能沿袭权力斗争的路数，而是坚持和平方式的人权诉求，反抗压迫决不能制造新的压迫，这已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理念。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才有足够的理由和勇气称：对政治发言绝非一件丢人的事！知识分子不能幻想以对权力的沉默与旁观求得独立和清白！过度的洁癖，不仅是一种病，还是一种脏。
在苏联，科学家成为“异议人士”的例子数不胜数：因公布人权状况入狱10年的生物学家科瓦廖夫，被控“散布地下出版物”的数学家皮缅诺夫，还有太空物理学家柳巴尔斯基、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生物学家若列斯、数学家图尔钦……专业知识分子何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对此，前苏共宣传部长亚·尼·雅可夫列夫在回忆录《一杯苦酒》中醒悟道：“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所以能走到一起，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也不是按事物的常规逻辑。假如在自由的民主国家，俩人恐怕属于不同的政治团体。一个共同的力量使他们相遇，这就是反抗官方全然不容异见方针的力量。”
“关心人本身，应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当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爱因斯坦《科学和幸福》）爱因斯坦为何在世人心目中享有如此高的威望？因为他把科学的良心功能放扩到了最大限度——准确地说，其生命关怀已无边界。
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也是这种“责任”的承担者。20世纪30年代，他将大批犹太同行从纳粹的死亡名单上转移出来，让其研究所成了世界闻名的犹太避难地，他还策划成立了“丹麦支援流亡知识分子委员会”。半世纪后，一位传记作家写道：“经历这一阶段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玻尔在许多人的生存问题上花费的时间。他总是不知疲倦地要把每一件事都安排得尽善尽美，若某位难民对替之找的位置不满意，玻尔立即会去再找一个……”
就像艺术家热爱生命之美，科学家追求的是事物真相、真理、秩序和神圣逻辑，没有比他们看到真理被颠倒、逻辑被篡改更应表现出愤怒并拍案而起的了。科学与艺术一样，服务的是生命，是公共事务，是人、民族和世界的前途。
一切真正的人，一切艺术家和科学家，一切对生活有美好打算的人，都必须首先找到让自己成为人道主义者进而成为一个自由公民的途径和方法。
2000年
(第十二节独裁者的性命之忧
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温厚。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从1989年12月中旬开始，在“打倒人民公敌”“独裁者滚下台”的愤讨声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位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成了一只丧家犬，惶惶然在遍布自己塑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正像40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必将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民众唾骂他，连亲手培植的爪羽——国防军和基层“党之家”也背弃了他。当齐氏和任第一副总理的贤内助慌不择路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黑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
齐氏更没料到，在亲手缔造的这个“民主、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家庭里，竟会上演这样的事：从12月22日晚执行逮捕到被推上断头台，只相去3天！
虽身陷囚笼，但“喀尔巴阡山的雄鹰”并未死心——
不是要审判我吗？既然封我“人民公敌”，至少公审公判吧？至少面对广大人民吧？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只要国际媒体的镜头盖一打开，只要电视直播的摄像机一启动，即用那滔滔不绝、极富煽动性和号召力的口才（整整24年里，这口才曾赢得了多少暴风雨般的掌声）——同政敌一决雌雄，他甚至连腹稿和表情都准备好了。
但齐氏太异想天开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山人海的旁听席，没有政坛显要和外国友人，没有高规格的审判团和律师团（审判长竟只是个司法部的小局长，波帕·吉克，这个名字他简直闻所未闻），从防暴押解车里爬出来，他走进的是一间只有原告、被告和军警的屋子。
对手不给他任何表演的机会，预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只有绝望，空荡的绝望。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响起时，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回荡：“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162条、第163条、第165条和第357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
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3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甚至携恐怖之嫌。为何会发生这种事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于政敌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独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惧！他们太紧张了，太熟悉对手的报复手段了，其神经像拉簧一样已绷到了极限，再僵下去，即要崩溃。
可这对齐氏来说，又有什么可错愕的呢？难道这不正是您一贯的铁腕政策？您不是坚定地认为“目的高于手段”吗？每每将司法程序省略到极点的，不正是您自己吗？除却“齐奥塞斯库”几个字，判决书的每句台词不都是您耳熟能详的吗？当气急败坏下令向示威学生开枪、当督令坦克不顾一切冲上大街时，您想过“法治”“人权”这些字眼吗？当在秘密处决政治犯的手令上签字时，您又何曾有过一丝犹豫和迟疑？
更可怕的是，对此非常态的审判，人民群众竟毫无异议！偌大一个国家，竟没有一个人公开质疑，正应了一句老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早在45年前，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命运就在一对意大利人身上预演过了：墨索里尼及其情妇克拉雷特。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组尸首，便像动物一样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待怨毒的鞭子来抽打。单就这一场面，确称得上恐怖了，但问题是：在你亲手缔造的那座恐怖半岛上，对手还能想出别的更简单的办法对付你吗？要知道，他们像害怕恶魔一样怕你，怕你再将屠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他们一听你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担心你复活，为了活下去，为了释放恐惧，他们只好表现得比你更疯狂更决绝。
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惧的力量。
对齐氏们来说，像纽伦堡或海牙那样的审判庭，简直就是梦中天堂了。在那儿，至少有辩护、有上诉、有旁听、有表决、有探视……从这点看，他远不及另一位同壕战友——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幸运，后者面对的不是政敌的恶性报复，而是相对公正的联邦德国司法程序和国际法准则。
我想，在独裁者坐以待毙时，他对敌人最大的期许或许是：要是这些人奉行民主与理性该多好啊！可惜，要让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几天内学会司法公正与人权理念，简直痴心妄想、缘木求鱼。太晚了，他们从你这儿得不到的，你也休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因为，他们身上压根没机会生长那东西——直到最后一刻你才怀念起的东西。难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酝酿它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死于自己。
靠暴力维系的权力，最终埋葬它的，不会是别的，唯有暴力的掘土机。
长期恐怖的社会氛围，往往招致反恐怖手段也是恐怖的。“恐怖导致与恐怖作斗争的人也变得残忍，它使温和的人也学会了暴烈莽撞。”（路易斯·博洛尔）。而理性——即使尚剩一点残渣的话，也早被仇恨的浓烟熏得睁不开眼。真实的情况是：长期的政治高压，对人权信息的封锁，对自由文化的防范，对民主人士的迫害……使得这个国家的臣民和其家长一样头脑鲁莽，缺乏公民精神滋养，缺乏民主教育，没有合法审判的经验和参照，没有诉诸理性的习惯和宪政遗传——除了以恶惩恶、以暴抗暴的本能，他们头脑中就再没输入过别的。
那么，是否仍不乏一支（哪怕再微不足道的一线）试图阻止施暴的力量呢？比如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几位记者或律师不顾一切地站出来，向同胞大声疾呼——再罪孽深重的人也有权得到合法审判？或许确曾有过这可能，但现在没有了。因为，那些高尚的充满理性和不计私利的头脑，那些最早鼓吹民主政治的人，早已成了独裁的牺牲品，早已被不容异端的权力提前绞杀了。剩下的，唯有对民主的无知，对人权的冷漠，对武力的效仿。如今，已没有谁出来拦截冲向独裁者的拳头和棍棒了（假如他们活着，本来最有希望这么做的。也就是说，那些被独裁者提前杀死的人，恰恰是唯一可能在未来使独裁者免遭非法侵害的盾牌）。
不宽容导致新一轮的不宽容，暴虐衍生新一茬的暴虐。在将最优秀的政敌（比如法国大革命中恳赦国王的“吉伦特派”）斩草除根、格杀勿论之后，迎接杀戮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施暴和反打。当把一个国家最宝贵的“温和派”和“理性派”推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独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身体上看见自己尸首的影子——因为那些罹难者，本是唯一主张以正常方式审判自己的人——在未来，在仇恨的烈焰冲来时，本应由他们为奄奄一息的独裁者筑起“防火墙”和“隔离带”。
历史上，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独裁与反独裁，使用的竟是同一工具和手段。反抗者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想起别的法子对付昔日仇人。而且，即使在收割了暴君的头颅之后，那块土壤也会疯长新一茬的剃头刀，正像法国18世纪末开始上演的那样：从“三级会议”到“国民公会”再到“热月政府”和“督政府”，从“执政帝国”到“百日事变”再到“波旁复辟”，从路易十六到马拉和夏里埃，从罗兰、丹东、德穆兰到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头颅如椰子般纷纷滚进大革命的草筐，最终人们发现：这要求填满的筐子竟是漏底的！
罗马诗人查维纳说过：“没有一个暴君能安享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