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对资产的出让和转移，路径不外有二：捐官和犒神。而目的只有一个：寻求权力（世权和神权）庇护！没办法，对环境和命运的恐惧使然。比如，一个人有了点家业，当务之急即筑墙砌院、招募家丁——即使不忧官，也忧邻里和贼寇。之后呢？就得想法子捐顶乌纱来，混个一官半职做护身符。再不济，也得拿银子孝敬父母官，和衙门结成友好对子。到了当代，有些“先富起来”的人以资政助学等方式混个“代表”“委员”之类，也实出同因——表面上慷慨仁义，实为忍痛割爱，另有隐衷。其视角并非向下，而是仰上的，向权力献媚而已。
所以，当财富的“原罪”色彩难消，当私产得不到制度与环境的保障，得不到民间舆论和世俗伦理的肯定，那公开的露富和炫富也就等于引火烧身、自取灭亡了。明初的沈万三不就因捐赠太盛而捐了脑袋吗？
总之，综观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先民时代有过孔子那样纯真的财产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但遗憾的是，为后人发扬的圣人之学，皆成了被权力筛选过的意识形态，“中庸”沦为了“犬儒”，乃至后来，在对物的态度上，文化视界中只剩下了两极：一为实用主义的超强重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为清高至虚的极度鄙夷，对资财恐避不及，弃之若粪。不是太实，就是太幻，我们似乎很难在虚实之间找到平衡，所以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务实者出于贪婪不肯舍让，清高者因囊虚又无实可捐。
不管怎样，在资产观上，中国文化终究没有缔结出一种优雅的理性态度：“结实地拥有”与“从容地出让”。这和封建体制下财产的安全性及个人独立支配财富的能力太弱有关，又和极度实用或务虚的文化习性——缺乏真正的超功利信仰有关。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面忽视个体价值和私人生活内容，一面却拼命地维护一己所得，精神的灭己性和物欲的狭私性形成强烈反差。
我们的生命行李太琐碎、太繁重了。
2003年
(第二节一个非教徒的信仰絮语
那在制度之外的，那在最远一颗星后面的，那在亚当以前的，那在末代之后的……
——梭罗《我生活的地方》
从某个时候起，人们大概以为，凭宇宙爆炸论、进化论、唯物论这些铲车，足以扫荡一切宗教殿堂了。可最终发现，这种在宗教与科学间挑起火拼的做法，纯属徒劳。
宗教的意义在于心灵而非事实，它和梦同质，属大脑的一种“化学反应”。而科学实证，更像一种“物理变化”。二者互不替代。
宗教的发祥地是天空，是久久仰望的结果。
科学打听的乃事物，须侦探似的窥视。
本质上讲，宗教和外界没有一丝的实在联系。
对信仰作任何逻辑或科学挑剔，都是无礼的。
信仰就是愿意信仰。它从来即不战而胜、不证自明。
真正的虔敬者，不会去体外找那个客体化的神。
因为神就在他心中。
信仰，始终代表一种指向终极的灵魂态势，一种精神奔赴性，一种上升的生存向度。它象征这样一幅情形：西西弗斯不断地把滚石推向山顶——虚无中超越虚无的努力，绝望中杀死绝望的运动。
没有结局，只有过程。没有果实，只有花朵。
信仰犹如升旗，最顶端总有一个光点，你可随便管它叫什么，比如“上帝”“佛祖”“绝对意志”……
一位年老的俄罗斯画家，在林间散步，这时，一轮满月从树梢后缓缓踱出。
他惊愕地看着，突然被那轮无与伦比的丰满和圆润、被那轮圣洁与恢宏感动哭了，并深深跪下去。
他看到了大自然的神性。明澈的月光仿佛上苍深情的注视，仿佛天国的雪花正沐浴着自己。那一刻，他是幸福的，他沉浸于灵魂的节日。
这是他和神之间的一次邂逅。他被邀请了。
那些一生下来即被老师领着去拜谒无神论的人，往往一辈子都搞不懂“迷信”这个词。
仔细想想，若非用坏了的话，“迷信”，原本多好的一个词啊！迷、信，多么美的搭配：迷恋、沉醉、笃信、虔敬不疑……
神秘与纯真总是孪生的。扼杀了神秘，即等于消解了单纯与童贞；即等于削弱了善和谦卑，提拔了恶和戾气。
那些受到时间表彰、被誉为道德榜样的人，不外乎两种情形：“为人民服务”和“为上帝服务”。
有时候，我觉得它们是一回事，比如史怀哲医生、特里莎修女的一生。
有时候，却恰恰相反。
关键在于，是政治概念的“人民”，还是普世意义的“人民”。
爱因斯坦给一位朋友遗孀的信里说：“按照相对论，若时间是不确认的，那我们就不知道他是否先于我们而死了，因此你不必悲痛。”
莫·梅特克林说：“我们只是那活着的死者……生存，即是遗忘死亡；死亡，即是遗忘生存。”
这是哲学和艺术的说法，更是心灵的化学反应。
一个只喜欢事实的唯物主义者，很难理解这些。
我以为，在人神——人性和神性的结合上，没有哪个时代比古希腊做得更美、更天真。
他们在自然、生命、身体、艺术、想象、智力、个体、公共、游戏、契约等领域的全面盛开和烂漫程度，足以让全人类为之动容和仰望。
那是一个没有宗教却人神拥抱的时代。
与神为伍，以神为邻。人不能的，就去问神；神不懂的，就来求人。人和神，就是串门、玩耍的那种“儿戏”关系。
每个人都有几位最要好的神。
神在人群中各有忠实的亲信。
歌德、席勒、济慈、华兹华斯、雪莱……一齐声称：“我是希腊人！”
苏联民间流传过一则笑话——
问：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有何不同？
答：唯心主义相信灵魂不死，唯物主义相信永垂不朽。
一方面，借哲学话语在“唯物”与“唯心”间设置天堑，甚至布下政治宿怨和阶级世仇的雷区。另一方面，在政治抒情和精神宣传上，又频频使用“伟大”“永远”“万岁”等副词和形容词。
实在是尴尬。既招供了对神性美学的需求，也宣告了无神论价值系统的亏缺和能量不足。
10
人在时间中走着夜路，虚无和孤独萦绕着他，迷惘与恐惧折磨着他，像断了脐带的胎儿。终于无法忍受时，“神”便闪现了：一具随人类向前奔跑的伟大影子，一盏随人心一起摇曳的长明灯——于空荡中生出的席位，于“无”中生出的“有”。
它的诞现，让人欣喜和感涕，为了表达，人笨拙地画出了神的像，记下了神说的话。许多许多岁月飞过之后，神话有了更大的果实——宗教。
承认虚弱和有限，向一种遥远的美德表示敬意和投诚……有了这，你就有了“上帝”。
这种灵魂邮递和精神摆渡，比任何伟大哲学都更艺术、更审美。它非但不说明人之虚妄，反佐证了人的智慧——人能创造自身所需的全部生命涵义。某种意义上，不是上帝造人，是人策划了上帝——一位将为人类终生服务的公仆，一位伟大的灵魂保姆。
创造一种创造自己的存在，酝酿一种酝酿自己的力量，人多么神奇。
11
费希特在《人的使命》中说：“只有那宗教的眼睛才能深入参悟美的王国。”
伟大的艺术和哲学，莫不在最贴近神性的心灵中产生。
所有自然景象中，没有比星空更能在人的心底唤起神性了。
康德最喜欢凝神于深夜苍穹：当他静静伫立，仰望那浩瀚的深蓝和飞逝的星辰，一种永恒的意绪，一种深沉而肃穆的命运景象，一种自然结构的崇高和庄严即迎面驶来……仿佛上帝在抚摩自己的额头，一股伟大的爱意汹涌而至。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反复思索，它们愈会给人心灌注不断翻新、有加无减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
还有贝多芬。他豪迈地宣称：“我的王国在天空。”
“当黄昏来临，我满怀惊奇，注视天空。一群闪闪发光的星体，那就是我们称之为世界和太阳的事物。我神游魂驰，一直向那万物之源奔去……渐渐，我试着把那团激情转为音响……打进心坎的东西，必来自天空。”
1822年，贝多芬在本子上飞快地划出一行字：“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我们头顶的星空。康德！！！”
康德的字母后，被连追了三枚惊叹号。
12
宗教与自然，在各自生涯、所遭遇的敌视和损害方面，有着惊人相似——
19世纪以来，工业主义、实用主义的生活方式，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对其他物种的奴役……与进化论、唯物论、人本论的粗暴统治分不开。
进化论的最大功劳即奠定了人之“世界首席”的地位，并为物种间的剥削提供了合法的支持。唯物论则直接加盟了无神论，它不仅粉碎了“万物和平”，结束了对自然的感恩，更挑唆了人对自然的宣战。
当一个人说“世界是我的”，自然嘘声一片。哪怕是拿破仑，也会被嘲笑。但当一群人说“地球是我们的”，怪事便出现了，除了鼓掌与欢呼，不见任何异议。
此即“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论”。
对大自然来说，“人本”即人类集体的利己主义，一支生物族群的自恋主义。借一句话说，叫“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它使人类陶醉在这样的价值欢愉中：人为万物尺度，世界为人设计，所有资源为人服务……
19世纪理论的最大后果即刺激了人的物欲荷尔蒙，豢养了自大、自私、自恋、贪婪，扼杀了神秘、虔诚、敬畏、谦卑……
同时，大自然亿万年的神性被当纱巾一样挑落。
尤其无神论地区，宗教的遭遇就是自然的遭遇。
从无神论到“天不怕地不怕”，从唯物论到“革命大无畏”的战天斗地、愚公移山，一轮轮的推翻、造反、征服……
克尔凯郭尔说：“大多数人的不幸并非因为软弱，而由于他们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乃至不能注意到上帝。”
这是我听过的最伟大的话之一。
13
无论哲学、科学、美学和艺术，大自然都是最深情的子宫。
世间最完美的韵律、最神圣的逻辑、最深沉的情怀无不蕴藏其中。
自然科学的那些“定律”“公理”，不都在诉说上帝的构思吗？“圆周率”“黄金分割”“三角重心”……你能不惊叹宇宙的诗情画意吗？
而大自然的全部构成中，最体现万物和平、最富神性和美学启示的部分，是荒野。
丰饶、天真、自由、烂漫，乃荒野之品性，也是人性追求的最高境界。
一个专注精神之美的人，是无法遏制对荒野的狂热的。1792年7月2日，黑格尔在给女友的信中说：“我时常逃向大自然的怀抱，以便在她这儿能使我跟别人……分离开来，从而在大自然的庇护下，不受他们的影响，破除同他们的联系。”
黑格尔的大自然，无疑乃旷之野、荒之野。
荒野对人不仅是一种视觉冲击，重要的在于精神濡染：在神态安详的原始风物前，生命的原初感、清新感、婴儿感骤然苏醒，尘嚣被远远抛开，个体的宁静、精神的独立、灵魂的纯洁与诚实——重新回归人体。无论沐浴脑力，还是营养情愫，荒野都是最高能量的生命磁场。
一个朋友，曾孑然一身，千里迢迢奔向神农架。
他说在城里快要憋死了，此行只一个愿望：大喊一场！
尽情地、肆无忌惮地、拼足吃奶的劲大喊一场。
在大街上，在办公室，哪怕在家里，一个人是被剥夺了这自由的……你能吗？你敢吗？他逼视着我。
他去了，他喊了。
几周后，当他豪迈而归时，气色好多了。
我想起一句诗：归来时，你已是陌生人。
后来我时常被这件事惊醒，想起了黑格尔，想起了托尔斯泰的逃……我心里赞叹朋友的优秀。并非他比别人智慧，而在于他敢，敢于厌恶自己，敢于对活着的死亡说不，敢于用树叶给灵魂洗澡，给生命换一件衣服。
同时，我也觉得悲哀，“喊”一声，竟要跑出那么远。那么远，才能甩掉黑压压的跟踪和追赶……
“荒野”的消逝，乃时代最大的恶果之一。损害的不仅是生态，更有人性价值和精神美学。
14
生计，像一场紧盯地面的觅食，盯久了，人的目光会变得像鸡爪一样短浅、贪婪，体态也臃肿起来。
是的，我们必须仰望点什么。必须时常提醒自己，让疲倦的视线从物面上移开，从狭窄而琐碎的槽沟里昂起，向上，向着高远，看一看那巍峨与矗立，看一看那自由与辽阔、澄明与纯净……
我们必须在抬头时迎住点什么才好。
欧洲城镇，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高耸的教堂隆顶。辽阔的钟声，和草木、鸽子、雕像、喷泉一起，诉说着一种古老的献身与施舍。
和“现代化”相比，它是喧嚣中的宁静、浮华中的安详、动荡中的平稳。
不管行色多疾匆，不管有多么重要的事，当路过它时，目光都会突然被握紧，你会忍不住将步子放慢、放轻，会感到一股力道、一抹画外音正从某处升起……
你有了仰望，有了聆听。
像一架巨大的天平，它使倾斜的东西归于均衡。
凝视那些隆顶，不禁感叹缔造者的苦心：作为一种“矗立”，它连通着世俗与天界，像一束注入了神性的飘带，它率领着风云和尘埃，为天堂配音，给世间放下绳梯……
它提升你的视线，培养你“仰望”的习惯与姿势。它时时提醒着什么，时时让你重复一些伟大的单词和语句……
这就是教堂和隆顶的意义。
中国有那么多古老而美丽的塔，我深爱它们。
但遗憾的是，它们始终没有与阳光、风雨、光阴一起，凝成一种“塔尖”的精神，一种清洁而辽阔、自由而虔敬的生存精神，一种人人有份的精神。
2002年
(第三节对“异想天开”的隆重表彰
对“异想天开”的隆重表彰——从“搞笑诺贝尔”看西方的智力审美和价值多元
生活的最高成就，是想象力的成就。
——题记
2004年9月3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会堂，一场狂欢式的颁奖典礼正在举行：口哨迭起，纸箭乱飞，服装怪异的各色人等，莫名其妙的乐队伴奏，时而全场寂然，时而满堂哄笑……
此即“伊格诺贝尔”（Ig%Nobel，以下简称“伊诺”）的颁奖现场，俗称“搞笑诺贝尔”。它由哈佛大学的《不可能研究年刊》主办，每年评出医学、文学等10类奖项。
《不可能研究年刊》创于1991年，主编亚伯拉罕斯，乃一份幽默科学杂志，戏称“冒泡”，其封面上印有一行字：记录华而不实的研究和人物。如果说“搞笑诺贝尔”是一枚傻呵呵的蛋，《冒泡》即那只整天笑咯咯的母鸡了。这只鸡宣称：该蛋旨在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特赠与那些不寻常、有幽默感的“杰出科学成果”。
去年底，笔者给央视一档新闻节目做策划，便通过有关渠道，向主办方讨得典礼的影像资料，于是就看到了本篇开头的那一幕：从氛围到规则，从气质到内容，从精神到道具，都饱含着对传统奖励模式的巨大挑衅——
2004年度和平奖得主——卡拉OK的发明者，日本人井上大佑。获奖理由：“卡拉OK这项伟大发明，向人们提供了互相容忍和宽谅的新工具！”年度物理学奖得主系渥太华大学的巴拉苏布拉尼亚姆、康涅狄格大学的图尔维，俩人的贡献是揭示了呼啦圈的力学原理。年度工程学奖则授予了佛罗里达州的史密斯和他的父亲，父子通过精心计算，得出结论：秃顶者把头发蓄到一定长度，将前面一部分向后梳齐，用摩丝定型，再将侧面头发顺势向顶部拢合，效果最佳。而生物学奖被4人摘得，他们集体证明青鱼的交流方式是放屁……
看得出，对“雕虫小技”的青睐，对“微不足道”的鼓吹，正是“伊诺”的功夫所在。再比如生物学奖：1999年授予了新墨西哥州的保罗博士，他培育出一种“不辣的墨西哥辣椒”；2003年授予了荷兰学者莫尔莱克，他分析出野鸭子存在同性恋现象。和平奖：2002年授予了“人狗自动对译机”；2000年，荣膺该奖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在一次演习中，长官命令水兵不装弹药，而是对着大海齐声呐喊：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