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僵滞的权力也绝对僵滞一个社会的前行。权力者爱护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便是在适当之时交出权力。凭这种清洁的信仰和人文美德，华盛顿和伙伴们终于齐力将“美利坚”——这艘刚下水的世纪旗舰推出了殖民港湾，并小心绕过浅滩和暗礁，引向燃烧着飓风与海啸的深水，引向自由、干净与辽阔……
仪式一完，华盛顿真就回家了。像一个凯旋的大兵，两手空空，轻松地吹着口哨，沿波托玛克河，回到阔别多年的农庄。那儿有一幢简楼、家人和几条可爱的狗等着他。5年后，当美利坚急需一位总统的吁求正式下达，他的休养计划被迫中止。但连任两届后，他坚决辞去了公职，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当然明白，假如自己乐意，即使再耽搁几年，也不会有人喊“下课”的。但那样一来，即等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等于不尊重国家和民众对自己的选择……离职后不久，他在故乡平静地去世。
布衣——将军——布衣——总统——布衣，此即华盛顿平凡而伟大的生涯故事。8年军旅，置生死于度外；8年总统，值国家最艰困之时，实无福禄可享……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挽狂澜于即倾；每一次都是听从国家召唤，履践一个公民的纯洁义务。
那提议用“华盛顿”来为首都命名的人真是太智慧了。
史上大人物的名字比比皆是，可真正禁得住光阴测试和道义检验的却寥寥。有的凭权势或时运，固可煊赫一朝，但验明正身后很快即暗淡无光，甚至被弃汰如粪、沦为恶名。而“华盛顿”不，作为生命个体，他的清白、诚实及所有伟岸特征皆完整保持到了终点。作为一个响亮的精神名词，内涵不会因光阴的淘洗而褪色变质，相反，却历久弥新，来自后世的敬重与感激——随着历史经验的积累和世界坐标的参照——而愈发强烈、挚深……
2000年
(第二节是“国家”错了
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孟德斯鸠
一百年前的法兰西。正义的一天——
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将一宗为当局所讳的冤案公曝天下，愤然以公民的名义指控“国家犯罪”，替一位素昧平生的小人物鸣不平……
该举震撼了法兰西，也惊动了整个欧洲。许多年后，史家甚至视之为现代舆论和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
事件源于法兰西第三共和时期，1894年，35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擒，证实德雷福斯清白。然而，荒谬登场了，受自大心理和排犹意识的怂恿，军方无意纠错，理由是：国家尊严和军队荣誉高于一切，国家不能向一个“个人”低头。这个坚持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响应，结果，间谍获释，德雷福斯“为了国家利益”——继续当替罪羊。
面对如此不义，左拉怒不可遏，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披露军方的弥天大谎，痛斥司法机器滥用权力，称之“最黑暗的国家犯罪”，称法兰西的共和荣誉与人权精神正经历噩梦。尤其《我控诉》一文，如重磅炸弹令朝野震动，所有法国报刊都卷入了争论，左拉更被裹至旋涡中心：一面是良知人士的声援；一面是军方、民族主义者的谩骂，甚至有暗杀恐吓。
左拉没退缩，他坚信自己的立场：这绝非德雷福斯的一己遭遇，而是法兰西公民的安全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伤害；拯救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就是拯救法兰西的未来，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荣誉和正义精神。在左拉眼里，他这样做，完全是履践一个公民对祖国和同胞的义务，再正常再应该不过了。
然而，令人悲愤的一幕又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总是为他的国家所误解。同年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作家在友人的陪伴下出庭，他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无数报刊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相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会因为我挽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结果，左拉被判罪名成立，流亡海外。
左拉远去了，但这个英勇的“叛国者”形象，却像一颗尖锐的沙子折磨着法国人的神经，这毕竟是有着反强权传统、签署过《人权宣言》的民族……终于，敏感的法兰西被沙粒硌疼了，渐渐从“国家至上”的恍惚中醒来：是啊，不正是“个人正义”守护着“国家正义”吗？不正是“个体尊严”组建了“国家尊严”吗？国家唯一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不正是它对每个公民作出的承诺与保障吗？假如连这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权威与荣誉可言？还有什么拥戴它的理由？
愈来愈多的民意开始倒戈，向曾背弃的一方聚集。在舆论压力下，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后第4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军方败诉。法院和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法兰西历史上，这是国家首次向一个“个人”低下高傲的头颅。
德雷福斯案画上了公正的句号。正像九泉之下的左拉曾预言的那样：法兰西将因自己的荣誉被拯救而感激那个人——那个率先控诉母邦的人。
作为一桩精神事件，德雷福斯案之所以影响至深，且像爱国课本一样被传颂，并不因为它“蚍蜉撼大树”的奇迹，而在于它紧咬不舍的人权理念，在于它揭呈了现代文明的一个要义：生命正义高于国家神话；人的价值胜过一切权威；任何蔑视、践踏个体尊严和利益的行为都是犯罪，都是对法之精神的背叛、对生命的背叛。
可以说，这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在对“人”的理解和维护上，它矗起了一座里程碑。
国家是有尊严的，但尊严不是趾高气扬的“面子”，它要建立在维护个体尊严和保障个体权益的承诺上，要通过为公众服务的决心、能力和付诸来兑现，它不能要求预支，更不能凭空勒索。在价值观上，国家权威与公民权益不存在大小之分，个体永远不能沦为集体羽翼下的雏鸟或孵卵，否则，就会给权力滥用国家名义谋集团之私或迫害异己提供依据。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法国《人权宣言》、美国《权利法案》及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都开宗明义地宣扬了该常识。
如果为了国家利益可任意贬低个体尊严，如果牺牲个体自由与权利的做法得到了宣传机器的大肆鼓吹，那么，不管该国家利益被冠以怎样的“崇高”或“伟大”，其本质都是可疑的。任何政府和部门之“权威”，唯有在代表公意时才具合法性，才配得上民间的服从。在一个靠常识维护的国家里，每一个“个人”都是唯一性资源，都拥有平等的社会席位，每个人的福祉都是国家重要的责任目标……正是基于这些同构、互动和彼此确认的关系，个人才可能成为国家的支持者，才会滋生真正的爱国者和“人民”概念。
权力会出错，领袖会出错，政府会出错，躲闪抵赖本来就可耻，而将错就错、封杀质疑就更为人不齿了，也丢尽了权力的颜面。
有无忏悔的勇气，最能检验一个团体、政府或民族的素养与质量。1992年11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17世纪被教廷审判的伽利略正式平反，不久又致函教皇科学院，为达尔文摘掉了“异端”罪名。连素以“万能”著称的上帝代言人都承认“寡人有疾”，更何况凡夫俗子？同时也说明，这不失为一位胸襟辽阔、值得信赖的“上帝”。
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士兵艾迪·卡特平反，并向其遗属颁发了一枚迟到的勋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军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战功，后被误控有变节行为，停止服役。1963年，艾迪抑郁而终，年仅47岁。事隔半个世纪，美国政府终于良知醒来，并向亡魂道歉。
曾炒得沸沸扬扬的《抓间谍者》案，经过3年审理，于1988年10月，由英国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政府起诉。这部被视为泄露国家机密的书，拥有自由印刷、发行和报刊转载的权利。
不得不承认，当今世上，让政府向个体认错、大人物向小人物认错、大国向小国认错……确属不易，关键要有一种良好的理性制度、一套健正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既要有周严的法律保障，又要有公正的民心资源和舆论环境。要坚信：错了的人只有说“我错了”时——才不会在精神上惨败，才不会在道德和尊严上输光。今天，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私人图书馆里，最常听到的便是他的录音资料：“犯下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错误……”谁也没过多责备这位自责的老人，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美国仍发行了印有其头像的纪念邮票。
德雷福斯案，至少有两点让一百年后的我大为感慨，也是让我吃惊和敬羡的地方。
首先，舆论的“讨论空间”如此之大。
它包含“此类政事竟允许舆论参与”（即民众的知情范围和讨论范围）和“舆情的规模、幅度、持续性竟如此强劲”（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两层意思。一个世纪前，一个冒犯国家威严、对政府不恭的声音竟能顺利出笼，竟有报刊敢“别有用心”地发表——且不受指控，确乎不可思议。而在一场对手是国家机器的较量中，竟有那么多的民间力量汹涌而入，不仅不避嫌、不为尊者讳，反而敢于大声对政府说“不”，就更令人惊叹了。试想，在另一些国度，即使有左拉般的斗士站出来，谁又保证会有《震旦报》那样不惧烧身的媒体呢？《我控诉》能公开问世并迅速传播，至少说明一点：在当时法国，此类政治问题的讨论空间是存在的，或者说，言论自由有较可靠的社会根基和法律依据，连政府都没想要去背叛它——这确令人鼓舞。否则，若话题一开始就被封杀，“德雷福斯”连成为街谈巷议的机会都没了。而在别的地方和时代，让这类事胎死腹中、秘密流产后偷偷埋掉，是最容易想到和做到的。
其次，事件的理性结局。
表面上，它迎合了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公式：邪不压正！真理必胜！但实际生活中，要维持此公式的有效却极难。“正义”“真理”，从主观的精神优势到客观的力量优势，中间有很长的崎岖和险情。个人挑战权威的例子不罕见，但能迅速赢得社会同情、升至一场全民性精神运动并获胜，即不简单了。其中，既有先驱者的孤独付出和后援力量的锲而不舍，又有来自权力的某种程度的精神合作与妥协，否则，法兰西又徒添几条为真理殉葬的舌头或烈士而已。该案的结局是令人欣慰的，它不仅实现了左拉的控诉企图，且让“真理”用短短8年就显示了它神圣的逻辑力量。
政府最终选择了真相，选择了理性，即使它是被迫的，这个让步也值得嘉许和为后世所纪念。它需要勇气，需要文化和理性的支持，或许还受到了某种古老榜样的注视与鼓励……这与法兰西深入人心的自由传统和民主渊源有关，与制度自身的空间和弹性有关。左拉的胜利，乃欧洲现代民主精神的胜利。在无数人组成的“个人”面前，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是渺小的；知耻近乎勇，承认过失乃维护荣誉的唯一方法……想到并做到这些，对一个诞生过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的民族来说，固然在信仰资源和精神背景上不是难事，但它所费周折和成本也令人反思，比如曾将左拉逼入绝境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德雷福斯案距法国大革命已有一个世纪，在由拉斐德起草的号称“旧制度死亡书”的《人权宣言》里，早就宣告了社会对“人”的种种义务——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之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可言。”“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
可最初的德雷福斯和左拉，不仅没享受到以上保护，反而遭及同部宣言中其他条款的迫害：“意见的发表不得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法律有权禁止有害社会的行为”……可见，再伟大的法律和政治文书，都难免给权力留出“利己性司法解释”和“选择性依法”的机会。而这类舞弊，在今天的很多国家仍司空见惯。
英国学者戴雪说过一句寓意深远的话：“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是啊，真正的法不是刻在大理石或纪念碑上，而是栖息于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细节中。唯一让制度和政党具有“合法”性的，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和福祉，是来自个体的信任和满意。
2000年
(第三节一个人的遭遇
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威廉·格莱斯顿
1999年，《信息日报》载有一篇文章，题为“迟到17年的判决”——
35年前，学炼油专业的青年周永臣，千里迢迢来到西北兰州，怀着一腔赤诚，甘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仅仅3年，“文革”开始了，周因“窃听敌台罪”被捕，继以“反革命”嫌疑被判入狱3年……刑满后，周背着破铺卷返回原籍，谁知，望眼欲穿的父母没等到儿子回家就相继离世，此间，大哥也含冤自尽。之后，周永臣住在一间5平方米的窝棚里，形影相吊，凄风苦雨，开始了长达27年的捡破烂生涯。“文革”结束后，周永臣像无数含冤者那样企盼平反，未料这一等就是20年。直到1996年元月，才有兰州来人，向他宣布平反决定，同时递上一份兰州中院改判其无罪的复印件。周永臣接过该纸，从头看到尾，从尾追到头，不禁惊呆了：原来，这纸迟来的公文——竟是1979年签发的！竟拖延了整整17年才抵达受害人手中！17年！周永臣呜咽道：“1979年，我还不到40岁，还可为国家工作20年，可现在……”他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一现实，精神恍惚，万念俱灰，元月底，周永臣悬梁自尽。
读完这则报道，我禁不住掩面长泣，为一个卑微的生命从青春到白发、从英姿勃发的壮志到双目枯陷的绝望……我久久地黯然，揣想着那纸尘封17年的判决于一双颤巍巍的枯手是何等的沉重，那迟到的光亮给一位捡破烂的老人蒙上了怎样意想不到的漆黑？
哪里是什么自杀？分明是他杀，铁证如山的他杀。
又岂止是潦草的“命运”二字所能遮蔽得了的。
一个艰难挺过了六七十年代的人，为何竟在九十年代走上了黄泉路？一具没有被罪绳勒垮的血肉之躯，为何在突如其来的松绑后却魂飞魄散？人，何以被轻蔑、被遗忘到如此卑贱的地步？生命何以被愚弄至此？
有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周永臣唯一可剩的就是以死弃权？就是甘于宿命的自我凋谢？为什么悲愤之余没有去申诉去抗议？至少也该学“秋菊”讨一个诚意或说法吧？什么原因使他竟凑不齐一丝勇气去迎对这惨淡呢？
固然有性格因素，但我以为这并非主要，深处的原因恐怕尚在于一种牢固的政治文化心理和积弱习惯——它主宰着主人对环境及自我的一切看法，注定了他对命运的无异议领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