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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纪实] 《南京大屠杀》作者:洞富雄【完结】

$章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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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第一编 南京暴行真相

第一节 随军记者报导的俘虏数与军部公布的大相迳庭

第二节 南京陷落时发生在城内外的惨剧

第三节 大杀俘虏、“便衣兵”和难民

第四节 对无辜南京市民的残暴行为

第五节 在“欢庆南京胜利”期间

第六节 关于死亡人数的估计

第七节 南京暴行事件的责任

第二编 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

第一节 “砍杀百人比赛”果真是虚假报导吗?

第二节 铃木明之异乎寻常的採访活动

第三节 山本七平的“史料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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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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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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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译序

距今四十余年前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首都被侵华日军攻陷,疯狂的日军犯下了烧、杀、淫、掠等惨绝人寰的暴行,南京被俘军民惨遭屠杀者达三十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杀戮者约十九万人,被分散残杀者约十五万人;日军大肆姦淫妇女,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姦事件,许多妇女在被强姦后又被杀害;日军向老百姓抢劫他们所想要的任何东西,无数住宅、商店、库房、机关都遭侵入和抢劫,他们并且经常在抢劫后把房子烧掉,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毁。南京人民蒙受了空前的浩劫。

日军的暴行,在当时就遭到国际人士的谴责。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审判,认定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是“严密意义上的战争犯罪”,对这一事件负有罪贵的元凶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事情至此原已告一段落,但从七十年代起,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连串的翻案文章, 竭力否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其中主要的有:一九七二年铃木明在《诸君》月刊上发表的题为《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等文章,第二年三月汇集成《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一书出版,其中三篇採访报导获得了《文艺春秋》的大宅壮一报导文学奖,评选人赞不绝口,说:“这是令人钦佩的作品”(草柳大藏),具有“很大的勇气”(开高健),引起了很大反响。以后该书每年重版,被“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者奉为圭臬。接着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月,山本七平把他于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在《诸君》上发表的长篇连载文章彙编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我方的日本军》,比铃木更进一步,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一九八四年六月,原松井石根的随从兼秘书、自称是拓殖大学讲师的田中正明写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不仅否认日军的暴行,而且为发动侵略战争推卸责任,诬衊性地诿过于中国。

日本的许多正义之士,纷纷起来指责这般翻案逆流。最有名的是前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洞富雄,一九七三年七月他在《历史评论》上发表了《南京事件和史料批判》一文,并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出版专着《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日本现代史出版会),批判铃木和山本的错误论点。一九七三年九月,《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编写了《笔桿子的阴谋》(潮出版社)一书,同样批判铃木等人的论点,书中也收录了洞富雄的文章。

洞富雄是日本着名的学者,着有《日本母权制社会的形成》、《枪炮的传入及其影响》等着作多种。特别是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惨案,他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有关史料为中心,结合当时报纸的有关报导及战后出版的有关记录、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进行对照、鑑别,一九六七年写成《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后半部分为《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出版单行本《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出版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河出书房新社),成果纍纍,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历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他又立即于同年十二月出版了定本《南京大屠杀》,对“虚妄”说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这个定本《南京大屠杀》内容分为两编,第一编《南京暴行真相》,以确凿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洞富雄指出:南京城区被杀害者不下二十万人,加上周围地区,全部被杀害者近三十万人,其中一半是普通老百姓,包括男女老幼;并通过对各种战斗记录的考证,证明中国军队大部分不是死于战斗,而是被俘后根据日本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惨遭残害的。第二编《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有力地批判了铃木、山本等人的“虚妄”说。铃木等人的主要论据是说什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的资料太少,认为在三铃书房出版的多卷本现代史资料中,一行也没有关于南京事件的资料,并举出编辑部的看法:“关于南京事件的文献全部加起来虽然那么多,数量很大,但是由于大部分是东京审判记录和以后出的东西,几乎没有可以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未能收编进去。”他强调:“连那样的组织和权威还没有能找到‘真正的’资料”,于是引出了他的所谓“虚妄”说。对此,洞富雄驳斥说:尽管在日本战败后不久,外务省和陆海军当局销毁了所有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资料,但参与南京攻陷战的部队官兵们的手记之类以及部队的记录等资料已有几种公开发表,而且似乎还可有待于新的发现[1] 。他列举了当时一些外侨和日军指挥官、士兵、随军作家的大量有关记述,以及日本军官的日记和亲笔记录,包括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的谈话和训词,指出:所有这些,虽然只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的部分情况,但却充分说明了所谓“几乎没有可以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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