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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已经占领的敌人壕沟那边叫喊:“你——来来!(用中国话叫喊,

原文如此——译者)”于是中国兵一个个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要他们排

在一边,逐个杀死。……

说是砍杀百人,实际上真正杀的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我们两人进行了比赛,后来常有人问我,你没什么事?我说,我没什

么事……(《砍杀百人比赛》,载《中国》杂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号)

“砍杀百人比赛” ,也是一种屠杀。n少尉屠杀了一百多个中国兵,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没什么事,”这就是年轻军官肆无忌惮的精神状态。

大约在十年前,伊赛亚·本·达桑、山本七平、铃木明三人曾提出执

拗的主张,认为发表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导,

纯属虚构。

我的那篇对此虚假说进行详细批判的论文,收录在《驳南京大屠杀是

“无稽之谈”论》第一部(第十四至一三八页,现代史出版会出版)里。

另外,五味川纯平认为“砍杀百人”的行为。并非像报导所说的那样威武

勇敢,实际上是屠杀俘虏,他在《战争与人》10一书中说:“在彼此进行

白刃战时,他们自己杀了多少人是记不清的,谁也不会确认其所杀的人数。

要确定,必须有在场的目击者作证。当时的情况并非是白刃战,他们所杀

的,无非是被他们抓来的人,是丧失斗志、如同难民或俘虏那样的一些人,

是在进军途中抓到的散兵。这已不是什么威武勇敢,而应该说是残忍。”

(第一八九至一九○页)

关于年轻军官的这种残暴性,也有人——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同我的理解抱不同看法。据作田启一所着《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据说,当他在《展望》杂志上发表上述考证性的论文时,前参谋崛江芳孝曾向他发表如下意见:“在中国时,我觉得上了年纪的士官、下士官和士兵中,有许多人强烈要求让他们去处决俘虏,为了拒绝他们的要求,负责人需要有很强的信念和统率力。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下面的要求所左右,对他们处决俘虏表示默认。可是,在出身于农村和学徒的士兵中,相反有不少人想保全俘虏的性命(第一○七页)。不错,这样的士兵肯定是有的。但怎么能说明这是普遍倾向呢?何况,似乎从中可以看出,那是职业军人瞧不起少尉和下士官——他们是由预备役应徵入伍一年后提升为志愿兵的。

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和官兵的道德观念

在南京占领军中所以出现军纪败坏的情况,其原因,如前所述,可以举出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队教育,导致官兵的道德败坏,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必须研究。

畑大将和武藤中将企图从日本人道德观念普遍薄弱中,找出日本军士兵的军纪、风纪败坏的根源,但我决不能同意在日本军队教育中处于负责地位的、那种第三者的发言。如果即使有这种倾向,但土兵的道德败坏难道不是由于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队教育所引起的吗?对此,畑大将内心里丝毫没有反省,我感到很遗憾。特别是日本军官鼓吹对中国及其民众的根深蒂固的蔑视,鼓吹无视对方民族感情的同仇敌忾之心,使日本士兵的心情受到了可怖的影响。对这种影响,可以认为不只是畑大将一个人没有感觉到,恐怕陆军首脑部里的人都没有感觉到。

这里介绍一个着名军官的例子,他曾肆无忌惮地说过瞧不起中国人。

据说,昭和十一年五月,当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新京(当

时伪满首都,即今长春——译者)同关东军负责谋略工作的参谋田中隆吉

中佐举行会谈时,田中参谋竟敢说:

“坦率地讲,对中国人的看法,你和我根本不同。你似乎把中国人当

作人看待,我认为中国人是猪猡。对他们怎么干都行。”

松本听后,曾在文章中写过;

“不论他说得多么坦率,但我从日本军人那里听到如此荒谬的看法和

如此粗鲁的语言,这还是第一次。想不到让这样的小子操纵着关东军的谋

略工作,我不仅感到可嘆,而且替日本觉得可悲。”(《上海时代》,中

册,第二○九页)

正如松本所说,听到这种粗暴的语言是“第一次”,但蔑视中国人,

可以说是军官,从而是士兵的共同看法,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当

时陆军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杀的情报后,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当地了解情

况,南京警备司令官中岛今朝吾中将竟敢对他说:“中国人不论多少,统

统杀掉。”他如果不极端蔑视中国人,说话就自然不会用这种口气。

再举一个士兵的例子。一九三九年在和歌山参加第二十八联队的大前

嘉就他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说:

“那时,中国人是蝼蚁之辈。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杀死蝼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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