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同情的合作与友谊,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还要向日本某军官
表示敬意。去年九月上旬,在松江附近发生轰诈载有难民的列车事件,大
批中国市民无辜遭到屠杀。他对此以私人名义表示遗憾。这些人士——像
这样的人士无疑还有许多——值得赞扬和尊敬,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个时
代:万一他们的真情实意向本国人泄露了,就会遭到生命危险,併名誉扫
地。”(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十页)
日高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同检察官莫
罗(colonel morrow)上校会谈过(或受过他的审问)。根据当时的记录
——没想到最近才看到—一说,在田伯烈编着的那本书的序言中出现的日
本人,最先提到的是日高,后两人是松本重治和宇都宫少佐。松本当时是
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着有回忆录《上海时代》。第三位宇都宫少佐,
现查明,他是担任华中方面军参谋的宇都官都贤(战败时任少将)。据悉,
宇都宫都贤曾直接从田伯烈那里得到他所编着的《战争是什么——日军在
华暴行》两册,但已在战火中遗失。能够查明外国人证实日本人的良心的
三位日本人姓名,可庆可贺。
松本重治本人在其《上海时代》 (中央公论社新书) 中这样写道;
“第二年四月,曾与我一起在某难民区工作过的田伯烈来到总社办事处,
告知说他编着出版了《日军在华暴行》 一书。 而且,他推心置腹地说:
‘诚然,这对善良的日本人来说有所不恭,但我想让世界各国广泛知道战
争改变了人这一可悲又可憎的事。然而,尤其是对日高先生和松本先生,
我在建立〔上海〕南市的难民区时取得了你们两人的合作,但事实上我却
编着了反日的书籍,这是一种恩将仇报,自己也惴惴不安。为此,出于时
局考虑,我不直接指名,但我在序言中对你们两人衷心表示敬意。务必请
你们将此书始终作为反战的书籍来接受。’”(《上海时代》,下册,第
二四九至二五○页)
随军记者、摄影师所谈的“真相”
铃木明就南京暴行事件採访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要他们提供证词,另外还採访了这样一些人:在随军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中,有《东京朝日新闻》的今井正刚、平松、近藤和角野等四人,《东京日日新闻》的佐藤振寿,《读卖新闻》的真柄和波冈两人,《报知新闻》的二村;在电影界里有白井、藤井两人;作家有中村正常等人。
他的採访报导刊于《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二月》的正编和续编。在正编中,仅介绍了《东京日日新闻》的摄影师佐藤振寿的谈话(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四八至一五○页)。据悉,佐藤说,他从南京陷落后的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这段时间逗留在那里,其间,他实际看到集体屠杀的仅一次,即在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司令部营房内,约有一百名俘虏被枪杀。除佐藤振寿外,对其他人的谈话,铃木明则断言:“问题的焦点是关于‘南京事件’,几乎未能听到比佐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更多的东西。”
看了这段文字,我觉得,尽管铃木明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仅介绍佐藤振寿一个人的谈话,则过于简略,因而想请告知採访这些人的所有内容。尤其是想知道写有《南京城内的大屠杀》一文(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文艺春秋特辑》)的《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重又谈了些什么。另外,我还想听一听《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的意见,他曾发表过《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一文(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日中战争的全貌》)。而且,铃木明没有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个记者的手记提出批评,这样,他的採访报导使缺乏说服力,因而我也朝望铃木明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不过,看了续篇后,发现他在文中重又介绍了上述随军记者、摄影师的谈话,并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人的回忆录进行了批评。
首先是对新闻界人士的採访。诚如铃木明所说,听了这些新闻界人士的谈话,除今井正刚谈话外,都没有“比佐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有更多的了”。在他们中间,有的是漫不经心的摄影师,竟“全然没有注意到难民营的存在”;有的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作家,竟遇见了鹿地亘的幽灵,看见他在南京陷落后还在上海“大摇大摆地逛街”,而其实此人已于十一月间脱离险境逃往香港了(鹿地亘用双氧水染红了头发,装扮成西洋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他的妻幸子则装扮成南洋的华侨。见《在上海战役中》);有的则是缺乏毅力的纪录电影的制片人,他们尽管是可以“自由出入于难民区”的新闻界人士,却“因拍电影而想找一些姑娘”,最后“没有找到姑娘”只好作罢——虽然在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也收容了四千多名女难民。仅从铃木明的叙述中就可以知道,这些新闻界人士实在不可信,因而这次採访看来也不太可靠。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哪一个记者、摄影师,当他们受到陌生人的突然来访(铃木明说,这是报告文学作家所进行的有效的方法),被问及重大问题时,果真会推心置腹地讲出真实情况来吗?关于这一点,铃木二郎在上述手记中说:“现在,作为现场记者总算有勇气写出一些证词来。”对此,希望铃木明能很好地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