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那边在收到陈济升送去的情报后，也在紧锣密鼓的制定刺杀张啸林的计划。
陈恭澍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第二行动组组长陈默。
新亚酒楼在日占区，张啸林身边保镖众多，要在日占区执行大规模刺杀任务非常困难。
（题外话：
1937年8月20日至1940年汪伪成立，新亚酒楼曾作为东亚黄道会的总部。
东亚黄道会由日军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长楠木少将和浪人头目井上策划成立，青帮“通”字辈大佬常玉清为会长，日本浪人许斐为顾问，会员近千人，多为日本在沪游民以及青帮帮众。
该会主要职责就是在租界内实施暗杀、爆破、恐吓、绑架反日人士，在租界内造成极度恶劣的影响，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警方的严厉打压下，1938年秋后开始收敛转为地下情报工作。
1939年底，日本海军武馆府将其收编，在狄思威路浙兴里34号（今四平路79弄浙兴里34号）成立华人特务队，简称34号。
青帮流氓宋凤鸣、刘德标为正副队长，日本浪人许斐为指导官。
1942年2月，34号改由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指挥。
1943年5月，汪伪与军统暗地合作，成立“2号”分队，一致对付中共地下党，34号并入“2号”分队。
但34号成员还有一个秘密任务就是替日本宪兵队监视76号成员。
1944年负责牵头的军统特务毛森离开上海后，34号随2号分队一起解散。
经过详细分析地图，陈默将刺杀地点安排在张啸林车队必经之路福熙路上。
从张啸林在华格臬路上的住所到新亚酒楼，最方便的路线便是沿贝勒路向北到福熙路随后沿福熙路到河南路过河南路桥。
所以陈默在福熙路维尔蒙路（今普安路）路口安排了八名枪手执行任务。
之所以选择在这个路口，完全是因为这里的红绿灯可以人为控制。
20年代初期，上海租界内的主要路口出现了人工控制的红绿灯，公共租界由红头阿三负责，法租界由安南巡捕和华捕负责。
1936年，福州路与江西路交汇口最先安装了自动转换的电气红绿灯，随后南京路与四川路交汇口也改用这样自动的红绿灯，不再需要巡捕指挥。
不过由于资金以及很多以此为生的巡捕提出抗议，自动红绿灯只局限在公共租界内的主要路口。
福熙路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界路，交通由双方共同管理，收买红头阿三的难度大，所以陈默他们便将脑筋动在了华捕身上。
维尔蒙路路口归法租界管，十号白天当班的是一名华捕，陈默便安排人提前搞定了他，只要他在收到军统特工信号后将东西向的红绿灯转为红灯即可。
......
1940年6月10日 星期一 端午节
中午十一点半，张啸林的车队从华格臬路张公馆出发转上贝勒路向北行进。
车队总共四辆车，张啸林的车排在第二，其他三辆车里都是保镖。
端午节是盛夏的开始，今天又是艳阳高照，室外的气温一路飙升，此时已近35度。
马路上的普通男性大都换上了短装，干苦力的劳工甚至都打起赤膊。
张啸林今天是去赴宴，作为主角的他依旧一身青色长衫，虽然料子改为了更加轻薄的丝绸，但是坐在闷热的铁罐子内仍是止不住的淌汗。
（车载空调1938年由美国人帕尔德发明，1939年上车调试，1940年正式进入市场，当时一台车载空调的价格比一辆车都贵，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车载空调才开始作为汽车标配普及开来。）
刚上车时，因为车一直停在公馆内的阴凉处，车内温度算不得高，出于安全考虑，张啸林上车后所有车窗都是紧闭。
开出公馆后，车内温度直线上升，张啸林让司机和副驾上的保镖将窗摇开半扇透风。
车还没驶上福熙路，张啸林再也忍受不了将自己这边的窗户摇下三分之一，若不是保镖拦着他恨不得将窗直接摇到底。
按他的说法是再不开窗的话还没等军统的人把他打死自己就要先被热死。
车队在福熙路上前行了两百多米，眼看就要到维尔蒙路路口，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挣脱一个中年妇女的手向马路中央张啸林坐的车车头跑去。
阿四下意识的踩下刹车，男孩被刹车声吓的愣在原地，中年妇女连忙追上来将男孩向路边拉。
副驾上的保镖骂道：
“小赤佬，寻死啊！”
中年妇女连连道歉。
此时头车已经开过红绿灯，见后车没跟上，将车靠边停下。
路口一家商铺门前一个之前一直在看报的年轻男人站起身，将报纸举过头顶遮住太阳走到路边，负责操控红绿灯的华捕心领神会将东西向的信号灯调为红色。
阿四再次发动汽车，开了不到五米将车停在路口。
车前人流穿行，车后有人靠近。
...
同样是中午十一点半，周冬凛穿着一身淡灰色长衫从出租车走下进了新亚酒楼。
民国时期中国处于中西交汇，古今碰撞，形成了很多奇怪的礼数。
正式场合女人们可以穿着旗袍露胳膊露腿，但是男人这样做就会被看成不识大体。
就像今天这样的宴会，男的能穿的只有长衫，西装以及各种制服，上身只穿一件衬衣哪怕是长袖的也会被人看做不礼貌。
这大太阳底下穿着西装就算是不骑自行车只坐出租车周冬凛都觉得难以忍受，最后选择内裤外面套件长衫。
雪莉看到后嘲笑他像女人一样把长衫当连衣裙穿，还要把自己的胸衣借给他遮挡一下胸前的两颗凸起。
不过当周冬凛穿上长衫后才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热，反而因为其衣袖和下摆宽大可谓四处兜风，走起路来反倒比一身短打更为凉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