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894—9），名澜、字畹华，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出身于京剧世家，是“十三绝”中著名演员梅巧玲之孙。8岁学戏，岁登台，专演青衣兼刀马旦。早年曾演出反映当代生活的戏《邓霞姑》、《一缕麻》。河北梆子花旦演员田际云（84—925），长期在北京演出。据传他在清廷演戏时，曾为当时维新派人士传递消息。宣统三年因约请新剧演员王钟声在他经营的天乐园演出，被拘押百日。辛亥革命后，发起组织艺人群众团体正乐育化会，并举办北京第一个女子科班“崇雅社”。田际云还曾演出《大战罂粟花》。
其他如川剧改良公会和陕西“易俗社”是两个具有明确宗旨，并聚集了相当数量的作家的戏曲改良组织。黄吉安（83—924）是近代川剧改良运动中的重要作家。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报刊上也陆续刊载了大量的传奇、杂剧剧本。这些作品几乎都创作于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到宣统三年辛亥革命之间。这一时期，反对民族压迫、宣传革命成为戏曲作品的主要内容。这类作品大都取材于历史故事。如川南筱波山人的《爱国魂》，是写文天祥抗元的故事；反映现实斗争的有浴血生的《革命军》传奇、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华伟生的《开国奇冤》等；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如反对美国迫害华工的南荃居士的《海侨春传奇》等；宣传妇女解放、提倡女权的有柳亚子《松陵新女儿》等；有介绍外国资产阶级革命故事的，如梁启超《新罗马传奇》、感惺的《断头台》等。这些作品，都宣传了资产阶级改良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如大汉族主义观点、反对人民革命的态度，以及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性等。写作技术方面，有的也不符合戏曲规律，有的难以适应舞台演出。话剧的产生光绪三十一年（905），新剧活动家汪仲贤（即汪优游）兄弟组织了业余新剧团体文友会，演出了《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两个戏。以后又有开明演剧会、益友会、青年会演剧部等。其演出形式，有的脱胎于京剧时装戏，有的借鉴西洋戏剧，但未形成完整的新戏剧形式。光绪三十三年（907），曾孝谷、李叔同、陆镜若、欧阳予倩等在日本留学期间，受日本“新派剧”影响，组织了“春柳社”，并在日本演出了《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热血》等剧。在春柳社的影响下，新剧团纷纷成立。在南方，王钟声于光绪三十三年创办了“春阳社”，并演出《黑奴吁天录》、《迦菌小传》、《张文祥刺马》等剧。新剧剧作家和演员任天知于宣统二年（90）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职业新剧团体“进化团”，并演出了《共和万岁》、《黄金赤血》、《都督梦》等剧。春柳社的同人回国后，又以春柳剧场的名义在上海、无锡、长沙等地演出《社会钟》、《家庭恩仇记》等剧，形成了“文明新戏”的热潮。
南方的新剧运动也影响到北方。光绪三十四年（908）夏，王钟声带着一批人到北京、天津等地演出新剧《宦海潮》、《秋瑾》、《徐锡麟》、《孽海花》等，深受群众欢迎。次年，天津南开学校也开始编演新剧，成立南开新剧团，成为北方早期话剧的重要力量。
袁世凯统治时，宣传革命的新剧团体被解散，以上海为中心的新剧运动一时消沉变质，但仍演出了《皇帝梦》等，对窃国大盗袁世凯进行了嘲讽。这种新剧，是我国现代话剧的前身。现代话剧在当时称为“新剧”，直到928年才最后定名为“话剧”。
第六节音乐近代传统的民间音乐，如民歌、说唱、器乐、歌舞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注入了新的因素。明清时期流传的弹词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各地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很多新的说唱曲种。民间乐器在近代也有变化和发展，苏南吹打乐，河北、山东、山西的吹奏乐，在曲调上更为细致和丰富。沿海城市广州一带的广东音乐，形成于本时期末。以上海为中心广泛流行于江浙一带的丝竹乐也很盛行。还有一些音乐家对古老的乐曲进行了整理和创新的工作，出现一些新的演奏曲目。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在音乐艺术上有西洋音乐的初步输入和学堂乐歌的兴起。cuxi.org 猪猪小说网
学堂乐歌的兴起随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兴办学校，音乐与音乐教育逐渐受到重视。梁启超在当时也大力提倡音乐，他在《饮冰室诗话》里说“去年闻学生某君入东京音乐学校，专研究乐学，余喜无量。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顷诸杂志《江苏》，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主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读之拍案叫绝，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一些著名诗人写出了适合歌唱的诗，如黄遵宪、秋瑾就是突出代表。梁启超评论黄遵宪创作时说“近年以来，爱国之士，注意此业者，渐不乏人，而黄公度（遵宪）尤其也。公度所制《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若干章，既行于世；今复得其近作《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亦一代妙文也。”杨度也曾写过《湖南少年歌》。梁启超的《黄帝》四章和《终业式》四章亦曾被谱成歌曲演奏。
由于新式学堂的建立，在学堂内开设了乐歌课程。如南京西江师范学校，在光绪二十六年（900）创办，专门聘请了日本教师教授音乐课。光绪三十三年（907），清廷“女子小学堂章程”内正式把音乐列为“随意科”。92年还规定在中学设立“乐歌”课程，并定为必修课。
“学堂乐歌”的大量产生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作品的内容多以反帝强兵、御侮爱国、妇女解放为主题。如革命女诗人秋瑾所写的《勉女权歌》，曾在其主编的《中国女报》第2期（907年2月）用简谱刊出。在这些乐歌中，如《中国男儿》、《何日醒》、《惟我同胞》、《抵制美约》、《国耻》、《劝用国货》、《婚姻祝词》、《演说》等，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辛亥革命前夕曾流传一首《勉学》歌，这首歌号召群众发奋图强，挽救祖国危机，反映了中国人民希望民族复兴的愿望。92年刊印的《共和国唱歌集》中，有不少热情赞扬辛亥革命的作品，如《庆祝共和》、《共和国民》、《爱国歌》、《女革命军》、《光复纪念》等。总之，学堂乐歌的产生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这些乐歌绝大多数是填词之作，曲调主要来自日本，也有来自西欧各国者。学堂乐歌介绍了欧洲和日本的各种歌曲体裁，如儿童歌曲、舞蹈游戏歌曲、摇篮曲。在演唱乐歌时还出现了独唱、齐唱和简单的二声部、三声部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群众歌咏的方式，开始进入中国人民的音乐生活，为“五四”运动以后群众歌曲的创作奠定了《饮冰室诗话》第七十八。
基础。
近代音乐教育家伴随学堂音乐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音乐教育家，其中以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等最为著名。
艺术教育先驱李叔同（880—942），名文涛，艺名息霜，原籍浙江平湖，光绪六年（880）诞生于天津。自小接受传统教育，对于书法、金石尤为爱好。十六七岁时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学习填词，从唐静岩（育厚）学书法。戊戌变法时迁居上海。在上海与袁希濂、许幻园等在城南草堂组织“城南文社”，又与常熟鸟目山僧（黄宗仰）、德清汤伯迟，上海任伯年、朱梦庐、高邕之等书画名家组织“上海书画公会”。光绪三十一年（905）秋东渡日本留学，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曾独立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刷后，寄回国内发行。次年九月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同时又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并从日本戏剧家川上音二郎和藤泽成二郎研究新剧表演。他与同学曾孝谷等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话剧团“春柳社”，在该剧社上演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与《黑奴吁天录》中扮演了茶花女和爱美抑柳夫人，受到日本戏剧界的好评。宣统二年（90）李叔同毕业回国，在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担任图案教员。92年春上海《太平洋报》创刊，李叔同被聘为编辑，主编副刊画报。同年3月加入“南社”，并在上海沪东女学任教，讲授文学与音乐。与柳亚子等创立“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同年秋，到杭州，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图画和音乐教员。95年，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图画、音乐教员。他为艺术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如后来成名的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都是他的学生。98年，他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法号弘一。942年圆寂于福建泉州。
李叔同一生创作歌曲50余首，有开明书店出版的《中文名家五十曲》，被当时中小学音乐课广泛采用，受到社会欢迎。他的早期作品，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存亡的忧虑。如光绪三十一年（905）采用我国民间曲调“老六板”填写的《祖国颂》，在沪学会的刊物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各地学校都将其作为音乐教材。他还有不少填词歌曲，是抒情性的独唱和小合唱，有的歌词是古体诗词，这些作品在词曲的配合和意境的创作等方面，都超过了同时代的学堂乐歌。
音乐教育家沈心工（89—947），原名叔逵，又名庆鸿，上海人。辛亥革命前，在上海务本女塾、龙门师范学校任教，是国内学校唱歌教材的最早编辑者。从光绪二十九年（903）开始，先后编辑出版《学校唱歌集》（三集），辛亥革命后又出版了《重编学校唱歌集》（六集）、《民国唱歌集》（四集）等，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他采用外国歌调，编配新词，作为中小学生和学前儿童唱歌教材。他选曲填词的代表作有《何日醒》、《革命军》和《同胞同胞须爱国》、《兵操》等，表现出对清政府统治者的不满与斗争。他也有少数创作歌曲，如《革命必先革人心》、《军人的枪弹》、《黄河》、《采莲曲》等。
近代器乐的发展近代器乐方面也有所发展。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产生和流行的民间器乐曲，称为“广东音乐”。广东音乐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者包括粤剧和潮州剧音乐；狭义的是指小曲（器乐曲）。近代的广东小曲盛行一时，它在城市和农村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经过不断演化，吸收了各地民间小调、小曲、戏曲音乐和各种乐器乐曲，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的乐种，流畅优美，节奏明快清晰，其中抒情写景之作，更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何柳堂（872—934），早期广东音乐创作和改编的作曲家，又是琵琶演奏家。他来自广东番禺，是一位贫苦的民间艺人。他除写广东乐曲外，还写过一些宣传抵制洋货、劝戒洋烟、反对蓄婢等内容的地方曲艺作品。他创作的乐曲如《群舟竞渡》、《赛龙夺锦》、《雨打芭蕉》等都很著名。邱鹤梼（880—942），我国较早编写广东音乐书刊的人，在搜集整理广东小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著有《弦歌必读》、《琴学新编》。
江南丝竹是近代流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西部一带的器乐演奏形式。以丝弦和竹管乐器结合进行演奏，故称“丝竹”。丝竹乐在这地区的城市与农村盛行，但演奏风格却完全不同。城市中以文人为多，风格优雅华丽，农村中则吹鼓手较多，演奏大套乐曲，常加锣鼓，气氛热烈，风格简练朴实。宣统三年（9）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先后组织了许多演奏丝竹乐的团体，如“文明雅集”、“钧天社”、“清平社”等。
“吹歌”是近代广泛流行于我国河北、山东一带的器乐合奏。河北农村的“吹歌”，是农民在农闲或参加婚丧喜庆活动时，用管子及笙、海笛、胡琴、云锣、鼓、钹、小铛铛、梆子等器乐演奏。曲目多为可以演唱的“歌”。河北“吹歌”演奏风格粗犷朴实，表现了北方人民豪爽乐观的性格。山东的鼓吹乐和山西的民间吹打乐也都很有特点。
琵琶独奏自唐宋以来在民间一直流行不衰。发展至近代，因地域、师承、所传曲谱以及演奏风格不同，形成了许多流派。著名的有华文彬（784—859），字伯雅，号秋萍，江苏无锡人。曾编有《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简称《华氏谱》）和牌子小曲《借云销小唱》，对后世琵琶谱的整理影响很大，无锡的传派大都以《华氏谱》为依据。
平湖李祖棻（号芳园），编有《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简称《李氏谱》）。由于他出身于演奏琵琶的世家，本人也有较高的演奏技巧，能与当时许多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互相交往切磋，所以《李氏谱》对于琵琶技巧的传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的弟子有张子良、吴梦非、朱行菁等，是为李祖棻派。吴梦非编有《怡怡室琵琶谱》（抄本）。
上海浦东地区有演奏琵琶的历史传统，演奏人才辈出，形成了“浦东派”。近代著名琵琶演奏家陈子敬（837—89）就是浦东人。他的曲谱有光绪二十四年（898）的传抄本。陈子敬早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革命活动，后来专学琵琶，善奏《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平沙落雁》（即《海青拿天鹅》）等曲。浦东派所传乐曲有沈淡初（889—953）编的《养心轩琵琶谱》。浦东派谱，较前两谱详尽准确。
上海汪昱庭派。汪昱庭（872—95）的演奏兼取平湖派与浦东派之长，所传弟子也较多。经他改编的“浔阳月夜”（“浔阳曲”或“夕阳萧鼓”），成为现代一首著名的琵琶独奏曲。30年代又经柳尧章改编为民族乐器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流传至今，一直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此外，还有崇明瀛州古调派，以9年海门沈肇州（858—930）编刊的《瀛州古调》曲谱为依据，其弟子有施颂伯、徐之孙等。浙江温州还有琵琶演奏家俟国器、潘志秉、张幼明及其弟子殷北海等，所演奏的乐曲更为古老，多为各地曲派所未收，如《宋玉悲愁》、《琵琶行》等，在技巧上也有较高的要求。
欧洲乐器的大量传入，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光绪二十五年（899）袁世凯接受德国顾问高斯达的建议，把军队中的长号筒换为西洋铜喇叭，并组织了一支军乐队。光绪二十九年（903），袁世凯又在天津开办了军乐学校，共办过三期，每期80人，另组织过一支50人的旗人队。同时还派人到德国专门学习音乐，成立过20人的西洋铜管乐队。后来在中小学里还逐渐开展了业余军乐队活动。钢琴在这时也开始在中国流行，师范学校、教会学校和某些私人教学中已逐渐使用。98年商务印书馆刊印的《进行曲》，是我国最早出版的钢琴谱，收有乐曲0余首。辛亥革命后，风琴在学校和社会生活中也开始广泛应用。专门供中国人学习使用的风琴教科书也陆续出版，如日本人铃木米次郎编著的《风琴教科书》，李树白编著的《风琴教科书》等。后又有人为适用于风琴弹奏，用简谱记录戏曲和民间器乐曲曲谱，刊印了《风琴戏曲谱》。当时在北京还出现了风琴厂。这时期还出现了新型的音乐社团，并以举办音乐会的形式开展音乐活动。如9年左右，有曾志忞等人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青年会”，对戏曲音乐进行学习和改良。同年成立“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分中西两部分。99年改组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蔡元培为会长，下设“古琴”、“琵琶”、“钢琴”、“提琴”等若干小组，并请人讲解西洋乐理等声学。
当时，还有一些音乐家也开始学习欧洲作曲理论并进行创作。如肖友梅（884—940），于光绪二十七年（90）赴日本学习教育和钢琴，并加入了同盟会，92年又赴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理论。著名音乐家刘天华（895—932），当时在上海一个新兴的戏剧团体“开明剧社”工作，同时也学习西洋音乐，参加管弦乐队的活动。他既精通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也能演奏小提琴、小号和钢琴等西洋乐器。他能在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作曲和演奏技巧，因而在民族器乐的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成就。
第七节绘画、书法近代西画相继传入，在绘画方面表现出新的转变。同时，由于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照相制版技术的传入，以及报纸的发行等，画报艺术随之产生，《点石斋画报》的问世，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绘画方面，自道光以后，有戴熙、汤贻汾二人可称名家，世称“戴汤”。戴熙（80—80），字醇士，号鹿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道光十二年（832）进士，曾官兵部右侍郎，并以绘画供奉内廷。归里后主讲崇文书院。戴熙画山水，师法王翚，丘壑变化较多，并能取法王原祁及别家。作品于秀丽中见工稳，能集清中期山水画中“四王”派之长，自成一体。亦画竹石花卉。著有《习苦斋诗文集》、《习苦斋画絮》及《赐砚斋题画偶录》。他对作画的认识已突破了董其昌以来“正统派”的束缚，成为“四王”派的后劲人物。代表作品有《香雪堂草卷》、《春江帆影图卷》等。
汤贻汾（778—853），字若仪，号雨生，江苏武进人。擅画墨梅、花卉，笔敏秀逸，兼工行草、诗歌。有《琴隐园集》、《画筌析览》等。
这时期的著名画家赵之谦、“三任”、吴昌硕等的绘画成就，更给近代绘画艺术带来了朝气。赵之谦（829—884），字益甫，号冷君，浙江绍兴人。咸丰举人，曾官南城知县。为人孤愤，好嬉笑怒骂，与世不谐。其书画、刻石卓绝一时。他的篆刻，初师丁敬，继学邓石如，并法秦汉，后突破秦汉钤印的藩篱，能博取钱币、镜铭及碑版、造像等文字的体势笔意入印，浑厚闲静，开辟了篆刻的新天地。其边款具有魏碑风格，亦作阳文，印侧刻画像，为其首创。其书法，各体都能，用魏碑笔法，写行草书，别具风貌。他的画，以写意花鸟、蔬果为主，旁及山水、人物，笔墨潇洒自如，富有生气。他能将书法入画，将诗书画印结为一体，刚柔相济，理法严密。作品中《葵树绣球》、《蕉石》、《桂树冬荣》可为代表。著作有《勇庐闲话》、《梅庵集》、《悲盦居士诗賸》、《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丛书》、《二金蝶堂印存》、《缉雅堂诗话》、《补环宇访碑录》等。
任熊（822—857，一说820—85），字渭长，号湘浦，浙江萧山人。少年开始学画，为姚燮所称许。他深受姚燮影响，在诗书画方面不断得到提高。后寓居苏州，往来于上海、苏州一带，以卖画为生。他工于人物画，亦工山水、花鸟。其人物画，学陈洪绶，笔法圆劲、形象夸张，多以历史故事和仕女为题材，代表作品有《列仙酒牌》、《剑侠传》等。并曾刻为木刻画集，《任渭长四种》是晚清木刻的精品，流传广泛。他的山水画，数量较少，但意境开阔，结构宏伟，有《十万图》山水册页。其花鸟画，于技术上工笔重彩与没骨写意兼收并蓄，将民国艺术与文人画的优长融为一体，并吸取了外来的水彩画的方法，情调清新。
任薰（835—893），字阜长，又字舜琴，任熊之弟。画风亦学陈洪绶。工人物、山水，尤擅花鸟。任薰之子任预，字立凡，亦能继承家学。
任颐（840—89），初名润，字小楼，后改字伯年，浙江绍兴人。其父任鹤声，工于写照，任颐幼年即得其指授。后遇任熊，任熊收其为弟子，并介绍其从任薰学习。任颐自中年寓居上海，卖画终生。他长于写照，浅描淡染，笔墨不多，而有神情，亦兼擅花鸟、山水。取法陈洪绶、华嵒、并受朱耷等影响。所作花鸟，重视写生，形象活泼生动，钩勒、点簇、泼墨交互施用，而设色鲜淡，别具一格。他的人物画，题材广泛，有反映人民生活的，有写历史故事和神话人物的，也有民间流行的通俗题材。作品有《关河一望萧索》、《故土难忘》、《关山在望》、《苏武牧羊》、《八仙》、《西施》和《牡丹双鸡图》等。与任熊、任薰并称“三任”，是近代名重一时的画家。虚谷（824—89），本姓朱，名怀仁，原籍安徽新安（今歙县），移居江苏广陵（今扬州）。曾任清军参将，后出家为僧，名虚白，字虚谷，号柴阳山人。往来苏州、上海，以卖画为生，其画颇受任颐推重。他工于花鸟，尤擅画松鼠及金鱼等小动物题材。运用干笔以偏锋或逆锋，冷峭新奇，匠心独运，别具一格。作品有《竹枝秋鼠图》、《柴绶金章图》等。同时也工于肖像，兼能为诗，有《虚谷和尚诗录》。
吴友如（？—约893），名嘉猷，江苏元和（今吴县）人。自幼贫困，喜绘画，自学勤练，并吸取钱杜、改琦、任熊等人画法，工人物、肖像。以卖画为生，曾应征到北京宫廷作画。光绪十年（884）开始在上海主绘我国第一部画刊《点石斋画报》，后自创《飞影图画报》。内容多为时事新闻插图和描绘市民社会生活。他的作品还参用了西方绘画透视法，构图紧凑，线条遒劲简洁，对以后的年画、连环画都极有影响。他还为木板年画绘制画稿，在民间流传很广。
吴昌硕（844—927），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苦铁，浙江安吉人。清末曾任江苏安东（今涟水）县令一月，后寄寓上海。工诗和书法，擅写“石鼓文”，朴茂雄健，能突破成规而自成一家。尤精篆刻，雄浑苍老，创为一派。30岁以后开始作画，以写意花卉、蔬果为主，山水人物偶亦为之。他吸收了徐渭、朱耷、石涛、赵之谦诸家之长，并受任颐的影响，兼取篆刻、隶、狂草的笔意，色酣墨饱，极富生趣，在画风上酷似赵之谦，但又有所发展。吴昌硕作画强调“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和“作画时须凭一股气”，主张在画中要表现自己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富有豪迈奔放的气势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他对构图章法也十分注意，疏密错综，虚实相间。用色鲜艳凝重，不落俗套，喜用西洋红渲染花果。他以其特有的豪迈气魄，以及书法与金石融为一体的艺术境界，在近代绘画史上独负盛名，影响很大。代表作品如《云壑古松图》、《紫藤图》、《墨松图》、《杂花图》等。光绪三十年（904），与同道丁仁、王礼等在浙江杭州创办西泠印社，并任社长。该社对篆刻书画方面的研究在当时曾产生很大影响。此外，尚有蒋宝龄、秦祖詠等人亦皆善画山水。但他们更以画论著称。
蒋宝龄，字子延，号霞竹，江苏昭文（今常熟）人。工诗善画，其山水画高逸古■，名重东南。他所著《墨林今话》，是中国画史传性著作，计8卷，其子蒋茞生续撰卷。书中记录了从乾隆至咸丰年间（73—8）200余画家，多属江苏、浙江两省人，各立小传，除叙画艺外，还涉及书法、金石、诗词及收藏等事。写法近似诗话。
秦祖詠（825—884），字逸芬，江苏金匮（今无锡）人。能画山水。
他的《桐阴画论》是一部对中国画的评论之作，共编卷，有同治三年（84）的著者自序。全书共收晚明至清同治初的画家300余人，分神、妙、能、逸四品，以逸品为最多。除评论之外，各有小传。初编末附有《续桐阴论画》（一名《论画小传》）及《桐阴画诀》（一名《绘事津梁》）各卷，后者多集录前人的山水画论。
在书法方面，除上述画家中如汤贻汾、赵之谦、任熊、吴昌硕等家外，“咸同以来，以书名者，何绍基、张裕钊、翁同龢三家最著”，“绍基宗颜平原法，晚复出入汉分；裕钊源出于包氏；同龢规模闳变，不为诸家所囿，为一代后劲云”。年画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清中叶是它发展的兴盛时期，遍及全国，在河北、山东、江苏、陕西、四川、广东、福建等地都有年画印制。苏州的桃花坞与天津的杨柳青是南北方生产年画的两大中心。清末，石印技术兴起后，美女月份牌的年画逐渐增多，套印多色，比木刻年画整齐、光润、鲜艳多样，成本低，售价廉，从而逐渐代替了过去的手工生产的木刻年画。太平天国时期，专门设有主管艺术的机构，如“锦绣衙”司壁画与刺绣；“镌刻衙”司木刻、石刻等。民间艺人也受到重视，并被组织起来，制作出大量壁画、建筑彩画、石雕、年画等艺术品。至今我们仍可从遗存的太平天国文物中看到当年的艺术风采。如南京朝天宫西堂子街东王府壁画，以山水、花鸟、走兽等为内容，共有十幅。其中《望楼》，是描绘守卫天京的军事建筑，是珍贵的写实作品。“山亭瀑布”、“云带环山”、“江天亭立”等山水画，较清末文人画家笔下的山水画要生动。苏州忠王府壁画，现存九幅，主要是描绘走兽、飞禽，表现了秀丽细致而又富于装饰的民间艺术风格。忠王府中还有三百余方的建筑彩画，其内容也多是鸟兽、虫鱼、花果、图案等。在安徽绩溪曹氏支祠壁画，存有“太平军攻城图”、“太平军建军图”等。在杨柳青还发现了太平军于咸丰四年（854）在天津地区绘制分送给民众的木刻年画，其中有“秋景图”、“母子图”、“田园风趣”、“英雄会”等。在南京升州路圣库遗址中，发现的二十个石柱础上刻的装饰浮雕，题材广泛新颖，手法简洁明了，很有特色。其中有以“太平天书”为中心的图案纹样，还有《望亭图》、《海螺图》等。
《清史稿》卷503。
第十八章新闻出版第一节新闻事业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以报刊为主要形式。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报刊，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渗透和侵入由外国人创办的。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邸报”和“京报”没有也不可能发展为适应资本主义要求的近代报刊。第二，“报”、“刊”不分。中国近代的所谓报，实际上既指报，也包括各种期刊。从形式上看，当时的报刊，大都采用书册式，与期刊无异。第三，中国近代的办报活动与现实政治斗争关系密切，大部分报刊都是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创办的。尽管中国近代也不乏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报刊，但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影响来看，都远远不及政治性报刊。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外人在华办报活动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一些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嘉庆二十年七月一日（8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此后，各国传教士相继在南洋和中国境内创办了一批中文报刊。如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道光三年（823）在巴达维亚（雅加达）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记传》、英国传教士吉德于道光八年（828）在马六甲创办的《天下新闻》、德籍传教士郭士立于道光十三年（833）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2、麦都思于道光十八年（838）在广州创办的《各国消息》。
随着西方各国来华人员的增加，一些外国传教士或商人又开始在中国创办外文报刊。第一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是道光二年（822）在澳门创办的葡萄牙文报纸《蜜蜂华报》（bl-hadahia）3。其他在中国出版的早期外文报刊还有英商马地臣和美商伍德于道光七年（827）在广州创办的英文《广州纪录报》（atoregister）、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道光十二年（832）在广州创办的英文《中国丛报》（thehieserepositery）、英商于道光十五年（835）在广州创办的英文《广州周报》（atoress）。据统计，从嘉庆二十年（85）到道光二十二年（842）鸦片战争结束，外人在南洋和华南沿海地区共创办近代报刊7家，其中中文家，外文家4。这些报刊从内容到形式已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邸报。它们有消息，有通讯，有评论，文章中的新闻要素比较明显，其读者也是一般民众，有广泛的社会性。因此，它们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新闻事业由古代向近代的发展。鸦片战争后，更多的外国传教士、商人进入中国，由这些人创办的各类报刊也大量增加。据统计，从道光二十二年（842）到戊戌变法前后，由外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985年版，第55页。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58页。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9页。
4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98年版，第0页。人在华创办的报刊达70多种，为鸦片战争前的0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这些报刊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教会和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鸦片战争后，最先在华大量办报的是西方教会和传教士。据不完全统计，从咸丰十年至光绪十六年（80—890），仅耶稣教会在华创办的报刊就达70多种2。这些报刊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咸丰三年（853）创办于香港的《遐迩贯珍》，美国传教士玛高温于咸丰四年（854）在宁波创办的《中外新报》，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于咸丰七年（857）在上海创办的《丛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同治七年（88）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为《万国公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同治十一年（872）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闻见录》（后改名为《格致汇编》）。这些报刊一方面进行宗教宣传，成为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它们在客观上宣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为中国人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途径，有些报刊还对中国的政治运动发生了很大影响。如《万国公报》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尽管它宣传的“维新”与维新派的主张有所区别，但客观上对维新运动和维新派人士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二类是外国人在华办的外文报刊。随着来华并居留中国的外国人数逐年增加，以他们为读者对象的外文报刊大量出现。这些报刊有英、日、葡、法、德、俄等文种，总数达20种以上。其中以英文报刊势力最大，而日文报刊数量最多。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人办的《德臣报》（dailyress）、《字林西报》（orthhi-adailyews）、《孖刺报》（hiamail）、《京津泰晤士报》（theeigadtietsitimes），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weelyreviewofthefaresst），德国人办的《德文新报》（derostasiatishelloed），法国人办的《中法汇报》（l’hodehia），日本人办的《上海新报》等。这些在华外文报刊，在代表各国侵华权益方面比外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表现得更为露骨，很多外文报刊都成为本国资产阶级在华的代言人。如英文《字林西报》完全代表着在华有“特殊商务利益”的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得到英国驻沪领事馆和上海租界工商局的和赞助，有“英国官报”（a）之称2。
第三类是外人在华创办的商业性中文报刊。外人创办以赢利为目的，刊载较多商业内容，直接为商业服务的商业性中文报刊，始于同治年间。较著名的有英国人的《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时报》、《新闻报》等，日本人的《汉报》、《佛门日报》、《亚东时报》、《顺天日报》、《盛京日报》等，德国人的《直报》等。这种商业性报刊为了赢利，在编辑业务、报刊内容、版式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彼此之间进行了一些竞争，这无疑有利于近代报刊的发展。如由英商美查兄弟创办的《申报》，不仅重视广泛的新闻和论说文章，还辟有文艺副刊和广告栏目，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四种基本成分的确定，反应了中国新闻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进程。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8页。
2李时岳《反洋教运动》，三联书店92年版，第4页。
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83年版，第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35页。
随着外报在中国日益增多，中国还开始出现了专事新闻收集和向报刊发稿的新闻通讯社。根据同治九年（870）世界几家大通讯社分割世界新闻市场的协定，英国的路透社享有在中国的独占发稿权。同治十一年（872），路透社总社派记者科林兹到上海建立了路透社远东分社，负责中国、西伯利亚、朝鲜、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新闻收集和发稿，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路透社在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被打破。94年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在上海创办东方通讯社，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到二十年代，法国哈瓦斯社和美国合众社都分别到中国活动或建立分社。
戊戌变法前后的国人办报随着外人在华办报活动的扩张，咸丰年间中国人自己开始创办近代报刊。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报刊最早出现在清廷统治所不及的香港。咸丰八年（858），伍廷芳和黄胜租借了英文报纸《孖刺报》的一套中文铅字，以《孖刺报》中文晚刊的名义创办了《中外新报》。该报“名为《孖刺报》所有，实为华人单独主持，所有一切营业权利，皆属华人”。因此，可以说《中外新报》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报纸。同治三年（84），在英商《德臣报》工作的中国译员陈霭亭在伍廷芳、何启等的帮助下，借用《德臣报》的设备，以《德臣报》中文版名义创办了《华字日报》。该报从编辑到发行完全由中国自理，因此也是中国人办的报纸2。同治十三年（874），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他利用该报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从而使该报成为我国政论性报刊的先驱。上述三种报纸长期鼎立，成为香港三大中文商业报纸。
到同治、光绪之际，内地也出现了一批中国人创办的近代报刊。如广州的《羊城采新实录》、《述报》、《广报》，汉口的《昭文新报》，上海的《汇报》、《新报》等。
国人早期创办的报刊，从内容来说，明显反应出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和反对外国对华侵略的民族主义立场。然而，参与创办以上报刊的多数是一些与外商和洋务派集团关系密切的买办式人物，这就决定了这些报刊对外商和洋务派集团的依赖关系。它们有的长期与外人报纸保持“合办”关系，如《中外新报》、《华字日报》；有的则挂外国招牌，如《广报》（后期）；有的找一个外国人作名义上的“总主编”，如《汇报》。同时，很多报刊在经济上依赖于洋务派官僚。如《汇报》的两个大股东叶固之和唐廷枢都是洋务派官僚；《新报》的一部分经费出于上海道道库，后来又接受江南制造总局的津贴。这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先天弱点在其早期办报活动中的体现。
尽管如此，在封建统治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近代报刊仍是举步维艰，难以发展。上述报刊中，除在香港出版的几种外，其余都是非常短命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984年版，第44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9页。
2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页。
的，大都是一年或不到一年就被迫停刊。出版时间较长的《新报》和《广报》，也只维持五六年。其中《广报》因刊登某大臣被参一折而被两广总督李瀚章以“妄谈时事，淆乱是非”的罪名而“严行查禁”。这说明了封建统治者对新闻舆论的压制和摧残。
国人办报的真正兴起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光绪二十一年六月（895年8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强学会成立后，该报即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这份报纸没有自己的印刷和发行机构，而是托《京报》报房代为排印，并随《京报》免费分送北京各官绅。该报形式同于《京报》，但其内容迥异，包括上谕、外电、各报摘录、译报、评论等，主要是宣传维新变法。后来，由于该报报名与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同，遂改名为《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89年月），康有为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作为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机关报。该报“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2，成为维新派在南方的喉舌。
维新派的这两份报纸一创刊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破坏和抵制。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897年月20日），清廷下令封闭强学会，《中外纪闻》和《强学报》也被迫停刊。
光绪二十二年（89）夏以后，随着维新运动进入，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也进入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维新派和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共创办了30多种宣传鼓吹变法的报刊。比较著名的有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康广仁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严复等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的《湘学报》和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创办的《湘报》。其中由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是当时维新派的主要机关报。它出版仅几个月，www.youxs.org，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成为当时宣传变法维新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
维新派人士都把创办报刊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他们的办报活动直接与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相联系，这就形成了当时办报活动和报刊新闻的若干特点。
就报刊的种类而言，大量的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政治性报刊。即使是那些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如《农学报》、《实学报》、《格致新报》等，也多为提倡新学、推进新政而创办，其政治目的也是很明显的。而在政治性报纸中，又大都以期刊的形式出版。这是因为“阅报之人，亦略可分为二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痛其文字之艰深”。所谓“旬报”就是指期刊。维新派依靠的主要是“士大夫读书之人”，自然在办报上就重视“士大夫读书之人”喜欢阅读的政治性内容。
与此相联系，维新派的报纸特别重视政论这一文体，并始终以政论为其报刊的主要内容。在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谭嗣同、唐才常等。在这些报刊政论家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走向最强帖吧时称为“报章文体”或“时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0页。
2《上海强学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953年版，第390页。严复《〈国闻报〉缘起》，《严复集》第2册，第453—454页。
务文体”。这种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八股文、桐城派古文和骈体文等传统文体的束缚，适应了资产阶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对中国近代报刊文体的演变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创办的报刊绝大部分被封闭或被迫停刊。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他们相继在海外创办了一系列报刊，继续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一时期内，改良派创立的报刊中较重要的有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华侨商人邱菽园出资，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天南新报》，徐勤在美国旧金山创办的《文兴日报》，梁启超在檀香山创办的《新中国报》等。在这些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尤其是《新民丛报》，成为改良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曾风靡一时，www.youxs.org，畅销国内主要城市和0多个国家2。不过，从总体上来说，改良派的办报活动已是强弩之末，其地位正在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所取代。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民主革命同时，也很重视报刊宣传活动，从而使一大批革命报刊相继创刊。又由于资产阶级内部政治派别的分化，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报刊大论战，也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又一个办报。
光绪二十五年（899）秋，孙中山鉴于“康有为派所出版杂志，风行内外革命党对之，实属相形见绌”，“始遣陈少白至香港组织《中国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900年月），《中国日报》在香港正式创刊。另外《中国日报》还出版了内容侧重于论说方面的副刊《中国旬报》，二者合称为《中国报》。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宣传阵地。
与此同时，留日中国学生也创办了一批革命报刊。光绪二十六年九至十月（900年—2月），留日学生出版了最早的两份刊物，“一为《译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所译西籍皆于青年思想之进步，至有关系；二为《开智录》，粤人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主持之，专发挥自由平等之学说，于南洋各埠颇为流行”2。此后相继有秦力山、沈云翔、戢翼翚等创办的《国民报》半月刊，杨守仁、陈天华、黄兴等创办的《游学译编》，刘成禺等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孙翼中、蒋智由等创办的《浙江潮》，秦毓鎏等创办的《江苏》等刊物。这些留日学生刊物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和民权学说，主张反清革命，对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在国内，革命派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创办了一些报刊，如戢元丞等创办的《大陆月刊》，爱国学社创办的《童子世界》，章士钊等创办的《国民日日报》，蔡元培等创办的《俄事警闻》等。革命派还将原来宣传维新保皇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
2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98年版，第03页。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98年版，第0—页。
2《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卷，人民出版社982年版，第88页。的《苏报》，改造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宣传反清革命的报刊。革命派在《苏报》上发表大量谴责清朝反动统治、批驳保皇党人谬论的文章，引起了清廷的恐惧和忌恨。清廷于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五日（903年月29日）勾结上海租界巡捕房封闭了《苏报》馆，逮捕了章太炎等有关人员，制造了当时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苏报》案”后，革命派在国内的报刊活动一度处于沉寂状况。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也随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民报》的创刊就是这种发展开始的标志。光绪三十一年十月（905年月），作为中国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先后担任该刊主编和撰稿的有张继、章太炎、陈天华、汪精卫、宋教仁等。孙中山亲自为《民报》创刊写了发刊词。在这篇著名的发刊词里，孙中山第一次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报》自创刊起就致力于三民主义的宣传，力图使其“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
《民报》创刊后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第四号的发行量已达万份，www.youxs.org。它的第一号反复翻印7版，第二、三号也一连发行了5版2，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民报》所宣传的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引起了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全面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民报》作为革命党人的主要宣传阵地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报刊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进行。除《民报》和《新民丛报》外，双方在国内外的20多种报刊投入了论战。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结束。论战的胜利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壮大了革命派阵营，而且对近代报刊新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它促进了报刊政论体的发展。在论战中，双方报刊发表了大量政论性文章，且带有强烈的辩论性质。这就使这些政论文较以前维新派报刊和革命派早期报刊的政论文主题更加鲜明，措词更加激烈，笔锋更加犀利。其次，这场大论战也促进了革命报刊宣传活动的大发展。论战前，革命派的刊物不到30种，报纸仅0多种。而论战后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刊物增加到40多种，报纸增加到5种以上。由于这一报刊大论战的影响，国内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而打破自“《苏报》案”后革命派报刊宣传活动沉寂局面的，是光绪三十三年（907）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中国女报》是我国近代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之一。中国近代最早的妇女报刊是光绪二十四年（898）由中国女学会创办，由康同薇、李蕙仙、裘毓芳等女报人主编的《女学报》。此后，又相继出现了0多种妇女报刊。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与以前的妇女报刊不同，它不是一般地停留于宣传女学女权，要求男女平等，而是进一步提出妇女的解放必须与反清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中国女报》虽然仅办两期就因“费绌停顿”，但它在当时妇女运动和反清革命运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女报》停刊后，秋瑾牺牲。另一女革命家陈志群于光绪三十三年（907）底创办《神州女报》月刊，以代替《中国女报》。此后一直到辛孙中山《〈民报*289页。
2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第95页。
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第98页。
亥革命前，全国各地又相继创办了近20种妇女报刊，但其影响都赶不上《中国女报》。
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成为国内革命派办报新的开端。当时革命派报刊活动的中心，主要在上海、香港、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上海出版了5家报刊，在香港出版了3家，在广州出版5家，在湖北出版0家，就是在陕西、四川、贵州、新疆等边远地区也有了革命派的报刊。在这些报刊中，以于右任等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和湖北革命党人创办的《大江报》影响较大。
《神州日报》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907年4月）在上海创刊，于右任、王无生等主编，该报报名暗寓“当复中华民族之祖国”的思想，纪年也用干支不用帝号，更有蔑视清廷之意。该报因火灾于创刊后不久停刊。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被称为“竖三民”，是先后相继出版的三家革命报纸。《民呼日报》创刊于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909年5月5日），由于右任、范光启等主编。因宣传“吊民伐罪”、“改朝换代”，仅出版92天就被租界当局查封。宣统元年八月（909年0月），于右任等又以《民呼日报》原有馆址、设备创办了《民吁日报》。因该报宣传反日救亡，引起日本方面仇视。日本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拘留了报社社长，并判“该报永远停止出版”。宣统二年九月（90年0月），于右任等又创办《民立报》。宣统三年（9）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民立报》成为其机关报，在揭露清廷预备立宪骗局，报道各地革命斗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成为辛亥革命前夕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报刊。
《大江报》创刊于宣统二年十二月（9年月），是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主持者为詹大悲和何海鸣。该报于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闰六月初一日（9年7月7、2日）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篇短评，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闰六月初七日（8月日）湖北官府派巡警逮捕了詹大悲和何海鸣，封闭了《大江报》。《大江报》停刊至武昌起义后一度复刊，但不久又被黎元洪封禁。
辛亥革命时期，不仅革命派报刊得到很大发展，民营报纸也迅速崛起。
这个时期较重要的民营报纸有光绪二十八年五月（902年月）由英华创办于天津的《大公报》，光绪三十年四月（904年月）由狄楚青创办于上海的《时报》，光绪三十年七月由彭翼仲创办于北京的《京话日报》等。这些民营报纸从政治倾向而言，大都偏向维新改良。在办报业务方面，由于民营报纸之间的竞争，大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创新。其中《时报》的业务创新最为引人注目，如它宣布的“公”、“要”、“周”、“适”的论说要求和“博”、“速”、“确”、“直”、“正”的记事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的某些规律。此外它创造的短小精悍的时评方式也深受读者欢迎。
面对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攻势，清廷一方面进行镇压，另一方面也开始创办官报，以占领舆论阵地。光绪二十七年（90）冬，袁世凯首先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官报》（双日刊），并附带出版《北洋学报》和《北洋政学旬报》。光绪二十九年（903），吕海寰、伍廷芳奏请推广官报获准，于是各省纷纷参见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989年版，第477—47时报gt发刊例》，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4—25页。
创立官报，较重要的有《湖北官报》、《南洋官报》、《江西日日官报》、《豫省中外官报》等。清廷中央各部门也开始创办部门官报，如商部创办的《商务官报》、学部创办的《学部官报》。到光绪三十三年（907），清廷发行了最高官报《政治官报》（后改名为《内阁官报》）。所有这些官报的内容，以“恭录谕旨第一、奏折第二、咨札第三、章程第四”，极少新闻，“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2，因而毫无生气，读者甚寡。北洋军阀统治初期的新闻事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使新闻事业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第一，报刊的大量涌现。辛亥革命后，“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3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的报刊达500余家，总发行量达4200余万份。这些报纸大部分是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系统创办的，较重要的有北京的《亚东新报》、《中央新闻》、《民立报》；上海除原来的《民立报》外，还有被称为“横三民”的《民权报》、《国民新闻》、《中华民报》；武汉除恢复的《大江报》外，还有《震旦民报》、《民国日报》、《大汉报》；其他如长沙的《国民日报》、南宁的《民风报》、广州的《中原报》、四川的《四川公报》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治斗争的相对缓和，这段时期的报刊政论性文章已失去其主导地位，而新闻通讯则日益增多。
第二，通讯社的大量建立。中国人自办通讯社始于光绪三十年（904）
骆侠挺在广州创办中兴通讯社，宣统元年（909）李盛铎、王慕陶在比利时创办了远东通讯社。此外，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夕在武昌创办过类似通讯社的新闻传播机构。辛亥革命后，新闻通讯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92到98年，新创立的新闻通讯社有20余家。较著名的有李抱一于92年创办于长沙的湖南通讯社，邵飘萍于95年创办于日本的东京通讯社和9年创办于北京的新闻编译社，还有98年冬国民党在上海创办的国民通讯社。通讯社的大量建立，改变了我国新闻传播单纯依靠报纸的状况，反映了新闻事业的发展。
第三，记者地位的提高和名记者的出现。随着报刊和通讯社的大量涌现以及人们对新闻需求的增长，以新闻采访为业的记者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有人回忆说，辛亥革命后，“无冠皇帝（指记者）纷然并起。报社如林，报章如雨，高谈雄辩，扬厉铺张，当道虚席，社会侧目，炙手熏天，此为一盛”2。这反映出记者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徐凌霄、刘少少、胡政之、张季鸾等。他们大都受过较多的资产阶级教育，有一定的新闻理论修养和办报经验。与以前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政治活动家兼报刊政论家不同，这些名记者都是专门从事新闻采访。
然而，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发展是短暂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封2《政治官报章程》，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43页。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47页。
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30页。
2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30页。
闭了所有国民党人办的报刊。到93年底，辛亥革命前后发展起来的500多种报刊只剩下30余种，这就是近代新闻史上有名的“癸丑报灾”。接着袁世凯政府又先后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出版法》等法令条文，并以这些法令条文为据，残酷镇压报纸和报人。从92年4月到9年月，被袁氏政权封闭的报馆达7家，被传讯的49家，被捣毁的9家，有24位报人被杀害，0余位报人被捕。袁世凯在镇压了国民党报刊和反袁报刊的同时，先后创办了《亚细亚日报》、《金刚报》等御用报刊，并用各种方式收买一些报刊为己所用，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
9年，袁世凯死亡，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裂。各派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放松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许多被袁世凯封闭的报刊趁机复刊，报刊上反对封建独裁、宣传新文化的文章也逐渐增多。95年9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此后，又有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晨钟报》，陈独秀、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国民》月刊和《新潮》月刊问世。98年0月4日，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该会还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新闻学专业刊物《新闻周刊》，并开始了我国近代最早的新闻教育。这些都表明，我国的新闻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34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90年版，第3页。第二节图书出版事业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第一，传统刻书业和近代出版并行发展。随着西方科学文化和新的印刷技术、机器的传入，新式出版事业产生并不断发展，但中国传统的刻书业并未因此而衰落。尽管其刻印技术并没有突出的发展，但它仍是中国近代图书印制的重要途径。第二，在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编辑、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往往由一个出版机构完成，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书肆、书坊内，也表现在新式的书局中。第三，中国近代新式出版业最先是由外国人创办，而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又往往是报刊出版发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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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我国出版发行报刊，而这些报刊中，中文报刊都还是雕刻印刷。嘉庆二十四年（89），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印刷工人梁发和蔡高的配合下在马六甲铸成了中文铅字，并译印了第一部汉字铅印书《新旧约圣经》。道光二十三年（843），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拥有中文铅字和英文铅字，使用较笨重的印刷机器，以牛为动力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2。它最初主要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品，后来又译印了一些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从咸丰二年至九年（852—859），共译印9种。道光二十九年（849），王韬就职墨海书馆编辑，他不仅翻译了一些西方科普读物出版，而且写成《海陬冶游录》、《瀛海杂志》等著述在该馆出版。该书馆还出版了《丛谈》月刊，这是我国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
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美华书馆，是中国近代另一个重要的由外人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它的前身是开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馆，这个书馆采用英国人制成的汉文铅字（当时称为“香港字”）印制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道光二十五年（845），该书馆迁至宁波，改名为美华书馆。咸丰十年（80）又迁至上海。它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出版印刷机构。到光绪二十三年（897），它总共出版发行各类图书40万册，其中24万册是《圣经》和其他宗教书刊，其余还有一些学校教科书和自然科学书籍3。该馆还改进了中文活字规格，定出7种标准，奠定了中文铅字制度的基础。
同治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又相继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如法国人办的土山湾印书馆，英美传教士办的广学会，英国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格致书院，以及由大英圣书公会、大英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合并而成的“中华圣经会”。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十六年（890）止，这些《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3页。
2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990年版，第25页。
3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27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4页。
版史上000余年来一直以儒家经典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并译印了一些外国宗教书；一些出版物如《资政新篇》，还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向西方学习的要求；而且，太平天国出版的儒家经典都作了删改，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少见的。这些都反映了太平天国出版事业所具有的革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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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于同治年间开始大量翻译刊印西方图书。
洋务派译刊西书活动始于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于同治元年（82）奏准设立的外语学校。为使学生有翻译实践机会，同文馆也从事西书翻译活动。学生在馆学习五年，最后两年必须译书。教习也多有译著。同治十二年（873）同文馆附设印刷所，备有中、西文活字4套，手摇印刷机7部。馆内师生译著均由印刷所铅印。光绪十二年（88）专设纂修官两员，负责编辑加工润笔工作。同文馆至光绪二十七年（90）合并到京师大学堂为止，共译刊西方图书200多部，其中以美国人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中国人杨树和张秀合译的《世界史纲》、法国人毕利干所译的《化学阐原》影响较大。
同治六年（87），李鸿章创建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附设了翻译馆，开始翻译西方图书。参加翻译的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中国科技人员，也有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等外国人。译书方法是由外国人口述，中国人记录并予以改正修润。该馆在前后近40年中，共译出各类西书99种。内容以自然科学、机械制造、兵工和造船为主，兼及史地、医学、国际公法等。其中以徐寿主译的《化学鉴原》、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续几何原本》、徐仲虎与傅兰雅合译的《运规约》最为著名。
光绪二十三年（897），盛宣怀奏准创立上海南洋公学，附设有译书院。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898—90）间，张元济任该院院长。他主持出版了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论》和《原富》二书，影响较大。其余出版物主要是学校教科书。直到光绪二十八年（902）后才开始译刊各国政治、历史、科技方面的书籍。
在洋务派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图书中，确有不少价值较高的书。但这些译著偏重于自然科学、实用工艺和军事方面，而很少有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艺方面的著作，这是与洋务派创办这些机构的动机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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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后，维新派不仅创办了一系列的报刊宣传变法维新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且将译印西方图书也作为他们宣传活动的重要内容。梁启超在论述维新派学会的作用时，就将“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作为学会的任务之一2。
光绪二十一年（895），康有为等组织了强学会。不久，强学会改为强学书局，“日以翻译西书，传播要闻为事”。接着，康有为又到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在上海强学分会所举“最重要四事”中，第一是“译印图书”，第二是“刊布报纸”。然而，无论是北京强学会还是上海强学分会，存在的邹振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科技的引进》，《出版史料》第辑。2梁启超《论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第37页。
《益闻录》第574号，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出版。
时间都很短，它们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是创办报刊，在译印图书方面成果并不显著。
维新派的主要图书翻译出版机构是大同译书局。大同译书局于光绪二十三年（897）创立于上海，以康广仁任经理。关于该局的译印范围，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写道“以东方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华商学，挽回利权。”2大同译书局创设至戊戌政变发生时存在的年时间内，共刊印了0余种书籍，较重要的有《大彼得变政考》、《英人强卖鸦片记》、《瑞士变政记》、《俄土战纪》等译著和《经世文新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西学门径》等维新派论著。其中《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为康有为撰写的宣传变法理论的重要论著，大同译书局将其全文刊印发行，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维新派创立的另一个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译书公会。译书公会于光绪二十三年（897）成立于上海，由董康、赵元益主持。该会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宗旨，向伦敦、巴黎各大书肆，多购近时切要之书，精延翻译高手，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汽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次第译成，以厌海内同志先睹为快之意。至日本为同文之国，所译西籍最多，以和文化中文取径较易，本会尤为此竞争焉”。该会首批译刊的外国图书有法文《五洲通志》、《东游随笔》等，英文《交涉纪事本末》、《泰西志林》等，共0种。另外，译书公会还摘译英国《泰晤士报》、《律例报》，法国《勒当报》、《国政报》，德国《东方报》等5种外国报纸，附于所译书籍之后。该会还创办周刊《译书公会报》，刊登外报、外书译文，并辅以论说，以开民智，广见闻。另外，该会还根据“浙江商务出口之货，以丝蚕为大宗，近年华商折耗，苦累已极的”情况，“广译东方蚕桑各书，并刊简明善本绘图例说”2，以推动浙江蚕桑业的发展。此外，维新派还利用各种报馆和学会译刊外国图书，如《时务报》馆、《国闻报》馆、《湘报》馆、农学会都译印了很多西书。甚至一些地方上的新学学会也纷纷刻印新学书籍，如湖南衡州任学会“设立书会，刻时务丛书，贱价卖售”。3维新派刊印的图书以介绍各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律例和宣传维新变法理论的居多，这适应了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政治改革的需要。他们的图书出版活动实际也成为他们维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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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开始于兴中会时期。从光绪二十一年（895）开始，革命派就翻印大量明末遗民的反清复明小册子，如《扬州十2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59页。
2《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0页。
3《衡州任学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74页。
日记》、《嘉定屠城记》、《亡明流血史》等，以此反对满族贵族的民族压迫政策。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反清民主革命的宣传，大批革命宣传品出版发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与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图书出版活动有所不同，即主要是出版直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小册子，而翻译外国书籍不占主要地位。当时革命派出版发行的革命书籍主要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政论著作，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旭书》、刘师培的《攘书》、杨守仁的《新湖南》、黄藻的《黄帝魂》等。第二类，是一些宣传反清民族革命的历史书籍，如《陆沉丛书》、《荡虏丛书》、陈去病的《清秘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第三类是赞颂革命志士、民族英雄的人物传记，如《三十三年落花梦》、《孙逸仙》、《沈荩》、《郑成功传》等。另外，还有一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文学作品。革命派还译刊了一批外国著作，影响较大的是一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奴役殖民地的书籍，如《美国独立战史》、《法兰西革命史》、《华盛顿》、《林肯》、《俄国蚕食亚洲史》、《美国垂涎中国近事》等。另外，还有像《近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党》等介绍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到武昌起义爆发前，革命派刊印的各类图书达220余种。
革命派的这些出版物一部分由他们创办的报馆刊印，如《中国日报》馆和《民报》馆都刊印过大量革命图书。另外，革命派还建立了一些秘密的图书出版、印刷和发行机构，如湖北的乐群印刷社、教育图书社，湖南的民译社、湖南编译社，福建的福州书报社，上海的镜今书局、东大陆译印局、国学社、作新社等。
武昌起义胜利后，图书出版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量记载辛亥革命和各地光复的图书出版，如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剑农的《武汉革命始末记》，寿民的《辛亥革命始末记》。另外，还有一些革命团体历史和革命领袖传记图书出版，如张竞上的《中国同盟会革命史讲稿》以及《共和人物甲集》、《孙文小史》等。
新式铅印、www.youxs.org、石印书局的产生。
随着西方新式印刷设备和技术的输入，我国相继产生了一批以出版印刷新学图书为主的铅印和石印书局。最早拥有铅印和石印设备出版机构的，分别是英国教会创办的上海墨海书馆和法国人办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它们主要是印刷宗教宣传品。到同治、光绪之际，相继出现了民营的铅印和石印书局。同治十一年（872）创立的《申报》，在初创时期就用铅印。光绪二十年（894），《申报》附设申昌书局（又称申昌书画室）。开始时，该局用木活字刊印小说、笔记和其他书籍，著名的有尊闻阁主辑的《申报馆聚珍版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83页。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27页。
丛书》。申昌书局前后共刊印图书达0多种。光绪十年（884），《申报》馆又附设图书集成印书局，它曾用铅活字刊印了全套《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四史》。
石印书局最有影响的当推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它是由开办《申报》的英商美查于光绪五年（879）创办于上海，作为《申报》馆的附设机构。它用照相石印技术印刷了大量中国古籍工具书，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将殿版《康熙字典》缩印以及出版中、英文合璧的《四书》，另外还刊印了一些中外地图、西文书籍等。该局于光绪十年（884）创办《点石斋画报》，开画报出版之先声，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史料价值。
与点石斋石印书局成鼎立之势的石印书局有同文书局和蜚英馆。同文书局是光绪八年（882）由徐鸿复、徐润创办于上海，这是由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它用石印术专门翻印古籍中的善本，较著名的有殿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总理衙门曾以白银35万两委托同文书局石印《古今图书集成》00部作为赠送外国的礼物，这样它在石印业的声誉鹊起。蜚英馆是光绪十三年（887）由李盛铎在上海创办的。它用石印刊印了一些小说和古籍，获利颇丰。除上述三家外，上海还有其他一些石印书局。如凌佩卿等创办的鸿文书局，是我国最早石印五彩图画的书局；魏允文、魏天生创办的中西五彩书局，是最早由国人创办的彩印书局2。还有钟寅伯创办的积石书局，何瑞堂创办的鸿宝斋书局等。当时，上海已成为中国石印书业的中心，“上海已用蒸汽机石印法印成中国著作数百千种，现有石印局四五家，其所印的书销行于全国”。在上海石印书业的影响下，南京、武昌、广州、苏州等地也相继有人开创石印书局，石印书风靡一时。在这些铅印、石印书局的影响下，一些传统的刻书业也开始购置铅印、石印机出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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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民营铅印、石印书局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出版企业日趋成熟，而其标志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建和发展。
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于光绪二十三年（897）创办于上海。该局原来只有印刷所，以印刷商业簿册表报为主。光绪二十六年（900），商务印书馆收购日本人在上海办的修文印书局，开始在国人自建的出版机构中首先使用纸型2。光绪二十八年（902），商务印书馆始设编译所和发行所，成为一家出版、印刷、发行全能型的新式出版机构。首任编译所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光绪二十九年，张元济正式任编译所所长。编译所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和辞典等部，分别编辑出版了《帝国丛书》、《地理丛书》、《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英文汉诂》、《原富》、《自然科学小丛书》、《新字典》、《辞源》等书。同时，张元济还广延人才，组织教科书的出版，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出版《最新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各类教科书奠定了基础。另外，商务印书馆还辑印了一些珍本、善本古籍，如胡道静《申报六十六年史》，《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第8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4页。
《北华捷报》889年5月25日。引自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页。
《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对新式民营出版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继它之后，文明书局、开明书店、广智书局、小说林、群学社等新式出版企业先后创办。到光绪三十二年（90），上海成立第一个书业商会，有22家新式书刊出版机构参加。
辛亥革命后，新式出版业进一步发展，其中新创办的、比较著名的有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由陆费逵等于92年创办于上海。该书局初期以编辑出版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教科书为主，并先后创办了《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等多种杂志。以后又编辑出版一些重要古籍和工具书，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辞海》等。它成为一家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新式出版企业。大东书局由吕子泉等于9年创办于上海，世界书局由沈知方于97年创办于上海，它们与商务、中华一起成为民国时期出版发行教科书最多的新式民营出版企业。
传统刻书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图书出版发行的主要手段仍是传统的刻书业。即使在近代出版事业产生和新式出版机构创建后，传统刻书业也并没有因此而衰落。从同治到光绪年间，传统刻书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传统刻书业主要有三种类型.
官书局刻书。
官府刻书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一个传统，自唐宋以来，历代封建皇朝都在中央设有刻书的机构。同治年间，清皇朝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为重建封建统治秩序，加强思想统治，在各地广置官书局，大量刊刻传统经史书籍。
早在咸丰末年就有了地方督抚创设的官书局。如湖北巡抚胡林翼于咸丰九年（859）在武昌开设书局，刻印了《读史兵略》、《弟子箴言》、《大清一统舆图》等书，这是最早的官书局。同治三年（84），两江总督曾国藩创金陵书局于南京（后改名为南京官书局），被以后版本学家认为是最早的官书局。以后各省督抚纷纷仿效，几乎每个省都设有官书局。这些官书局仍采用雕版印刷，刊印的书主要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其中金陵书局刊刻的《四书》、《船山遗书》，金陵书局、江楚编译官书局、淮南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崇文官书局合作刊刻的《二十四史》，浙江官书局刊刻的《二十二子》、《续资治通鉴》、《十通》，湖南官书局刊刻的《十三经注疏》，都有较大影响。光绪二十二年（89），清廷将维新派的强学书局查封改组设立了直隶官书局，亦称京师官书局，实际上是中央官书局。但该书局到光绪二十四年（898）即并入京师大学堂。
www.youxs.org、书坊刻书。
民间书肆、书坊刻印、销售书籍，仍是中国近代各地非常普遍的图书出《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72页。
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43页。
版活动。这些书肆、书坊既刻书，又贩书，它们以获利为目的，所刻印销售的书很多是一些制艺、试帖诗、类书以及民间用的历书、医书、童蒙读物、占卜星相书等。也有一些较大的书肆刻印了一些大部头古籍。晚清时期，书肆、书坊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山东的聊城、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地。其中北京琉璃厂的富文堂、双峰书屋、富晋书社、宏京堂、荣宝斋，上海棋盘街的扫叶上房、文瑞楼、著易堂、广益书室，山东聊城的旧书业“四大家”，即书业德、善成堂、有益堂、宝兴堂，成都学道街的尚友堂、九思堂、志古堂、二酉书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旧书肆、书坊。这些书肆、书坊刻印的古籍较著名的有《皇朝经世文编》、《殷契钩沉》、《百子全书》、《金石萃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五经体注》、《五经备旨》、《四书备旨》、《昭明文选》、《许氏说文》《玉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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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光绪年间，随着学术空气的日趋浓厚，也由于官府刻书的推动，文人士大夫私家刻书之风也十分兴盛。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湖南私家刻书者就有70多人，刻书近200种之多。而湖南刻书业当时在全国仅居中游。私家刻书中，以丛书为多。其中福州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归安陆心源的《十万卷楼丛书》、遵义黎庶昌的《古逸丛书》、巴陵钟谦钧的《古经解汇函》、长沙王先谦的《皇清经解续编》、定州王氏谦德堂的《畿辅丛书》、江阴缪荃荪的《云自在龛丛书》、仁和江标的《灵鹣阁丛书》等都是较著名的。
随着近代印刷技术设备的引进和新学的传播，到戊戌变法时，传统刻书业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近代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各地官书局除继续刻印经史典籍外，也开始刻印一些“新学”著作和教科书。如金陵书局曾印行《几何原本》，湖南书局也曾刻印《支那通史》等，江楚编译官书局更是以译刻新书为主，所译刻新书达0余种，占所刊行的全部70多种书籍的85％。另外一方面，一些民间书肆、书坊则受新式出版业的影响，引进近代印刷设备印刷古籍。如上海著名的老牌书肆扫叶山房引进石印机翻印了大量古籍、旧小说、中医药书、字典、字帖，其石印线装书成为行销于清末民初的珍品。再如上海著易堂原来也是刊刻发售雕版书籍的老店，光绪十七年（89），它用铅印机出版了王锡祺编辑的地理丛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成为当时比较著名的出版物。
静雨《清代印刷史小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47—350页。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