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发动“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8）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儿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载淳的生母懿贵妃，本是咸丰帝的宠妃，她常代咸丰帝批阅奏章，与闻政务。肃顺精明干练，跋扈专擅，但深得咸丰帝信任。他对懿贵妃一直严加防范，每欲裁抑，懿贵妃因之恼恨，视肃顺为仇敌。幼主继位，母以子贵，懿贵妃被尊为慈禧太后。她想利用皇太后的地位，用心揽权。但“顾命”制度使慈禧太后大权旁落，因而与肃顺等人严重对立。面对“顾命”制度的挑战，慈禧太后与奕均痛感自身的权势受到威胁。利害攸关，只有一个办法，即推翻“顾命”制度，除掉顾命大臣。于是，慈禧太后和奕勾结起来，开始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cuxi.org 猪猪小说网
在慈禧太后示意下，先是御史高延祐上请“垂帘”，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疏说“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垂帘建议立即遭到载垣、肃顺等人坚决反对。慈禧太后虽然恼怒，但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隐忍让步，把高、董分别治罪，平息风波。不久，在奕授意下，大学士贾桢、钦差大臣胜保等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载垣、肃顺等顾命大臣以清朝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向无女主垂帘为理由，痛加驳斥。慈禧太后和奕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暗中却加紧部署。八月初一日（9月5日），奕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为了取得列强的，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访英、法等外国公使，说明意图。外国侵略者对肃顺这派政治势力的外交路线不满，深感这派势力是办理对华交涉中的障碍，他们决意扶植奕为首的政治势力，故对奕此举，明确表示赞成和。肃顺等人对奕早有防范，曾以各种借口阻挠，不允许奕到承德。奕到热河后，肃顺又以太后无召见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为词，阻止奕和慈禧太后见面。慈禧太后设法拉拢、劝诱忠厚的慈安太后出面，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恭亲王，“奏对良久”，终于达成了默契。奕认为，要发动政变，非早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对外国侵略者尚存恐惧、猜疑，怕回銮北京难保安全，奕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慈禧太后释此顾虑，遂与奕密商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奕于八月初七日（9月日）兼程赶回北京。他凭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亲信们的多方疏通游说，争取到了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刑部尚书赵光、户部尚书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还争取到了蒙古亲王和大臣的臂助。奕又竭力拉拢统领重兵驻扎在京津地区的兵部侍郎胜保，并把胜保的部队布置在密云一带。同时，还笼络了拥有重兵的实力人物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样，便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抓住了发动政变所必须的武装力量。
九月二十八日（月日），慈禧太后携载淳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当天，她便立即召见奕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睿亲王和醇亲王至王闿运《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4卷，第2期。
密云迎捕了担负送咸丰帝灵梓重任的肃顺。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彻底失败。肃顺被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余五大臣均“革职”，或充军，或“加恩免其发遣”。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8年2月2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参与政变有功，“扶倾定危”，破例地以议政王的名义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兼摄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复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赏食亲王双俸，王爵世袭罔替，等等。另外，慈禧太后特许他在紫禁城骑马，把只有中宫嫡长女才能享有的“固伦公主”称号授予他的长女，以示优礼。至此，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慈禧太后攫取了清皇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奕在朝廷中的权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五节对外妥协与御侮的双重心态辛酉政变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奕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奕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贯彻侵略者的意图。他所倡导的洋务活动基本是围绕“灭发捻为先”的方针，“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画”。以其显赫的权势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借用“外夷”之力，生产枪支弹药以征剿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奕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发逆”的计划，奏请朝廷对曾国藩、李鸿章、薛焕等东南疆吏“借师助剿”“有请必行，不为遥制”，严厉镇压太平天国，以“俾洋人益形鼓舞”。咸丰十一年（8），他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83），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还招募了00多个英国海员和水手。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除清朝皇帝以外，他不接受任何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对皇帝的谕旨有权加以选择。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懦弱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将舰队解散。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同治三年（84），奕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同治九年（870）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奕譞还指责奕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譞的指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应该看到奕矛盾的对外态度。咸丰十一年（8），他在奏请练兵“自强”的奏折中说道“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王闿运《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4卷，第2期。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2页。
患。”后来，在谈到为什么要购造轮船以求“自强”时又说现在“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患正不可不深。”同治三年（84）初，他见太平天国大势已去，“金陵死守孤城，断难久踞”，对清皇朝构不成威胁了，便与英公使卜鲁斯言明“金陵不用帮助，当议定撤退常胜军，专用中国官兵围剿”，无须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蹂躏城池未复而要挟已深”。天京攻陷后，太平军余部转战福建、广东，福建巡抚徐宗幹慌乱中又奏请借师助剿。奕极为恼火，上奏“请旨饬下福建、广东两省将军督抚，毋再仓皇议调洋兵，致滋流弊，贻患疆圉”2，可见奕借师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他在屈从列强、妥协退让的同时，又认为“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声称英、法等侵略军“为我仇敌”，只是“时事多艰”，不得不忍辱退让，“隐消其鸷戾之气，尚未可遽张以挞伐之威”。事实上，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时候，奕举办洋务的目的也有两重意思在内。在奕看来，乘太平天国还没有被镇压的时候，“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如果太平天国业已荡平才去学习，“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故应乘此时机，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练兵与办军事工业，“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还说刻下列强凭强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倘若我能自强，器利兵精，则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3。所以，他倡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是消除内患，镇压农民起义，但也有攘外的准备，御侮的目的。同治二年（83）五月，他在奏请购买洋舰时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则近之剿办长江逆匪，远之备御外侮，破浪乘风，纵横万里，实为长驾远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须勤为学习，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为洋人把持。”奕的这些政治见解和种种作为，既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和。
《翁文恭公日记》第0册，第5页。
2《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分册，第204页。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33页。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3页。
第六节遭慈禧太后的惩儆正当奕势权显赫、“声誉日隆”的时候，慈禧太后突然对他施加打击，使他从权力的高峰滑了下来。辛酉政变后，奕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慈禧太后为坐稳自己的宝座，需要奕出力，对他极意笼络，百般优容恩礼。奕主政期间，罗致了文祥、宝鋆等人内膺重任，作为他主持朝政国事的得力助手；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外膺封疆，兴办洋务，镇压农民起义。奕在有分寸地惩办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党羽后，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将受肃顺排挤打击的部院大臣平反复职，安抚各方，收拾人心，迅速把政局稳定下来。由于奕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暂时渡过了难关，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奕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赞赏。这对慈禧太后揽权是潜在的威胁。在慈禧太后看来，她要保持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必须依仗恭亲王奕以控制、操纵朝政，驾驭群臣，但同时又害怕他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害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她有意识地扶植两派、甚至多派政治势力，使他们互相牵制。所以，她一面奕为首的洋务派，一面又放任顽固派对奕等洋务派的攻击和非难，力图控制和排挤奕，削弱他的权势。这种局面的出现，奕当然是不满的。况且他年轻气盛，踌躇满志，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仍然是勇于任事和刚愎自用。工于心计的太后对此难以容忍，说他“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于是，慈禧太后与奕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彼此猜忌日深。
同治四年（85）三月，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旨，上疏弹劾奕，给奕罗织了“贪墨、骄盈、揽权、徇私”等罪名。慈禧太后决计借此罢黜奕，打掉他的威风。三月初七日（4月2日），慈禧太后召集大学士周祖培、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等，公布一道由她亲笔书写的谕旨，斥责奕“自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主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令其“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职务，不准干预公事”。一纸严诏，笔挟风雷，令人悚然。满朝王公大臣惊诧万分，纷纷要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任用奕，而倭仁等人则对慈禧太后的谕旨表示附和。倭仁思想保守，对奕迷恋“洋务”，视洋务为“身心性命之学”的做法一向鄙夷不屑。他在这次政潮中故意从中作梗，借以打击奕。后来，慈禧太后虽难违众论，恢复了奕的职务，但奕议政王的称号从此取消了。经过这次打击，奕在统治集团中的声望无可挽回地受到影响。
第七节与顽固派的论争不久，奕和倭仁作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代表，在同文馆要求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
同文馆设立于同治元年（82），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人才。它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入学，注重外语的学习。这是奕为首的洋务派早期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开始规模尚小，影响不大，倭仁等虽有异议，却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作为顽固派的首领，倭仁主张讲求“圣人之道”，严防“以夷变夏”，坚持以“礼义廉耻”、“天道人心”来维护封建统治，保存天朝的体制。他和醇亲王奕譞、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人过从甚密，联成一气，“以不谈洋务为高”，坚守封建的纲常名教。他们对奕等人提倡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先进技术，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其外交政策强烈不满，认为是擅改祖制，以夷变夏，伺机进行攻击。同治五年（8）十二月，奕以“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理由，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指出“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2。为保证质量，要求招收30岁以下的满汉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并厚给薪水，住馆学习，聘请西人担任教师。还规定学习3年试居高等者，“均准各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对此，顽固派极为恼火，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奏表示反对，紧接着倭仁亲自出马，对奕此举大张挞伐，兴师问罪。他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力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指出令学士、大夫学习制器之理，且用升官、银钱去引诱他们，这是重名利轻气节，“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倭仁尤其反对“奉洋人为师”，他质问奕“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术，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倭仁的保守思想和言论得到守旧的满族贵族、官僚士绅和许多八股士子的拥护。一批守旧卫道之士群起效尤。一时“谤议繁兴”，闹得“京师口语藉藉”。对倭仁等人的攻击、非难，奕毫不示弱。他直截了当地斥责倭仁“守旧衰谬，不识时务”，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指斥倭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徒以道义空谈”，是极其谬误的。奕故意将倭仁一军，请旨饬令倭仁“着即酌保数员”，并“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办讲求”，与同文馆“互相砥砺”。上谕发抄，卫道之士大哗，倭仁更是啼笑皆非，狼狈不堪，只好向朝廷明白回奏，“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恳求朝廷取消原来的奏议。奕仍不罢休，决心再出个难题给倭仁去做，奏请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要他直接参与为其所深恶痛绝的“洋务”活动。急得倭仁食难下咽，夜不安枕，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倭仁屡疏恳辞，奕再三驳斥，致使倭仁无法申辩，十分尴尬，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请假”2。这场斗争，使顽固派的气焰有所收敛。是时，各地人民起义相继被镇压，奕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33页。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3页。
《洋务运动》第8册，第23页。
2《洋务运动》第2册，第33页。
所谓的“心腹之患”暂时减轻了。于是他在处理朝政时，较多地注意“抵御外侮”方面。同治九年（870），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奕要他议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海防，以备御侮。为捍卫海疆起见，他左宗棠自行设厂造船的建议和实践，认为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倘若“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尤非谋国之道”。同治十年（87）七月，沙俄乘中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奕认为“沙俄既于伊城遂其鸠居之计，复于各处冀为蚕食之谋，其心殊为叵测”，赞同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匪帮的叛乱后，奕又全力左宗棠大军屯兵新疆，准备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同治十三年（874），日军入侵台湾，奕奏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防，指示沈葆桢“示以兵威”，决不能对日本示弱惧战。但他后来还是接受了李鸿章关于“兵端不可遽开”，只有“力保和局”的建议，向日本妥协，签订了屈辱的《台事专约》。这对奕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深感自办洋务以来，往往“空言自强”，事实上“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乃至“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为有效地御侮，他提出了“练兵、简器、设厂、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建议，强调建设中国海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奕的建议被各省督抚称之为“救时要策”和“切要之图”。福建巡抚丁日昌为此草拟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奏请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经奕敦促，清廷原则上采纳了筹建三洋水师的建议，但限于财力，决定“先于北洋创设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于是，中国近代海军正式筹建了。同时，奕还倡导和各地洋务派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以商为战，收回利功”，“以防外人争利”。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第八节被罢黜闲置同治十三年十二月（875年月），同治帝崩。载淳无嗣，慈禧太后以旁枝侧出，立醇亲王奕譞之子、年仅4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再度垂帘听政。为驾驭群臣，控制“内轻外重”的政治局面，慈禧太后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裁量人物，“以清议维持大局”2，并进一步排挤和控制奕。慈禧太后还笼络奕譞，利用奕譞与自己的姻亲关系，以及他政治上的幼稚短视、性格懦弱等特点，促使他们兄弟矛盾深化，手足参商。在慈禧太后的鼓弄和下，“醇邸挟太上之尊，树用私人，结党相倾”，“日伺恭王之短而攻之”。奕因遭慈禧太后的排挤，又迭遭奕譞和某些清流人物的交相攻击，“势渐孤”，在大臣中的威望日益下降。其间，奕为重振势力曾作了些抗争。如同治八年（89），由慈安太后和年少的同治帝出面，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内监擅离京师，祖制当斩”的罪名，就地诛杀潜过山东境内的慈禧太后幸臣、总管太监安德海。慈禧太后当然知道其幕后策划者是奕，表面上不能不承认斩杀安德海是正确的，心里却难免对此耿耿于怀。同治十三年（874），慈禧太后以“召对失仪”的罪名，把奕降为郡王，并夺去他的长子载澂的贝勒爵位。但是第二天又恢复如故。慈禧太后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目的无非是让奕明白只有她才掌握奕及其全家的荣辱和生杀予夺大权。奕在慈禧太后的打击下，忧虑自己的身家地位，对慈禧太后处处退让，竭力委曲求全。即使如此，奕仍没有逃过慈禧太后对他的严重打击。光绪十年（884），中法战争失败，奕受到“言路交章论劾”。慈禧太后乘机将奕等军机大臣全体罢黜，把他及其势力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部清洗出去。这次奕被罢官长达0年之久。在罢官期间，奕过着“超然尘事外，不知忧与患”2的赋闲生活。只是于光绪十四年（889），光绪帝亲政后，他对慈禧太后明作撤帘而暗中操纵深为不满，曾上疏指责慈禧太后贪握权柄，有悖祖制。慈禧太后置之不理。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8，第34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
2胡思敬《审国病书》，《国闻备乘》。
第九节对日主和，反对变法光绪二十年（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信任李鸿章，避战求和，又招败绩。清皇朝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慈禧太后被迫再次起用奕，想借重其过去的声望来调和各种矛盾，打击帝党势力。八月底，她发布谕旨，令奕“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十月初，清廷成立督办军务处，光绪帝发布谕旨，“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旋复授其军机大臣职务。然而，此时的奕年老多病，并无实权；多年失势，对政务亦有所隔膜，加以他一再遭受慈禧太后的打击，锐气大减。重新上台后，只敢顺着慈禧太后的意旨办事，不敢稍有出格。光绪二十一年（895）春，清廷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谈判。四月初三日（4月27日），李鸿章电告清廷和约十条，奕表示赞成，力主“再不能言战”。四月十七日（5月7日），李鸿章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五月初二日（5月25日），奕会同奕劻等人请求尚在迟疑的光绪帝批准条约，并派伍廷芳等赴烟台换约。未几，“三国干涉还辽”事起，翁同龢等人主张延期换约，奕却以“不换约则兵端立至”2为由，赞成换约，出卖民族权益。
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针对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诸如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和军机大臣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89）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殊料竟遭奕的坚决反对。奕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此后，奕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光绪二十四年（898）初，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后，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也表示反对。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898年5月29日），奕旧疾复发，旋病重而死，时年7岁。清廷优加恩典，皇帝临奠，辍朝五日，赐益曰“忠”，配享太庙。
奕《萃锦吟》卷。
《清季外交史料》卷97，第3页。
2《翁文恭公日记》第34册，第25页。
第九章光绪帝第一节冲龄即位光绪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满族，生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87年8月继承皇位，因在位年号为光绪而被称作光绪帝，是清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九位皇帝。
载湉是同治帝载淳的七叔醇亲王奕譞之子。本来按清皇朝家法，在同治帝身后无子的情况下，应当从皇族近支中的晚辈里挑选一人立嗣继承皇位，然而载湉却是作为载淳的同辈接替了皇位，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是清廷内部矛盾与争斗的结果。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875年月2日），年仅9岁的同治帝病死，作为其生母的慈禧太后在悲痛之余关注更多的是怎样继续得以垂帘听政的问题。从慈禧太后的角度来看，假如从溥字辈挑选一人为帝，那么她就会因此被尊为太皇太后，这固然已很尊贵，但相差两辈的疏远会直接影响她对清朝统治大权的操纵，在权力欲的支配下，她决意从与同治帝同辈的人中选择了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位继承人。为掩人耳目，慈禧太后在“懿旨”中称立载湉为嗣皇帝乃不得已之举，表示“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帝”3。此时载湉只有4岁，待他有子再承接同治帝的帝位，至少要有十几年的时间。慈禧太后立载湉为帝，以便继续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875年2月25日），清廷在紫禁城太和殿为载湉举行了登基典礼。接着，两宫皇太后又以皇帝年幼为名再度垂帘听政，重演同治帝即位时的故伎。载湉虽成了皇帝，而操纵政局的人物却仍是慈禧太后。
3同上书，第38页。
第二节幼帝生涯载湉经过嗣称帝，与慈禧太后形成了“母子”关系。本来，载湉作为咸丰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后外甥的双重身份已与慈禧太后是亲上加亲，慈禧太后选中载湉为帝除了有揽权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虑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小皇帝入宫后，离开了他的亲生父母，慈禧太后自然要对这个幼童予以关怀，据她自己对臣属说载湉“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当然，这种爱怜是具有既出于对幼童体贴的人情味，而又试图通过不断调教使载湉依附于慈禧太后的双重含意。载湉入宫后，“其父母不敢给以食物”2，表明载湉只能与慈禧太后之间有“母子”之情。慈禧太后还叮咛载湉身边的侍从对载湉讲他已不是醇亲王的儿子，他应当“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3。随着载湉长大懂事，慈禧太后又搬出“家规”要求载湉每日向她问安一次，并常常用孝道来训导载湉对她要俯首贴耳，恭敬听命。作为皇帝的载湉在向慈禧太后请安时，不命之起不敢起，太后稍不如意，就罚令长跪。慈禧太后外出时，载湉“亦必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以至于载湉每次面见慈禧太后，总是“战战兢兢”，“胆为之破”2。幼小的光绪帝迫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产生了对慈禧太后畏惧的心理，甚至听见锣鼓、吆喝、雷电等声都会感到震惊，这种怯懦的心理可以说对他的一生都带来了无法摆脱的影响。
在载湉即帝位个多月后，慈禧太后于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二日（87年月8日）颁发“懿旨”，称“皇帝冲龄践阼，亟宜乘时典学”，决定让光绪帝在毓庆宫入学读书，并派内阁学士翁同龢、兵部左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读”3，一切读书事宜由醇亲王奕譞管理。翁同龢当初曾在弘德殿为同治帝授读，他第一课所讲的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即以生动自然博得小同治帝的喜爱，由他再充任小光绪帝的师傅显然堪称此任。
在光绪帝入读毓庆宫前，翁同龢等人在养心殿对其进行了入学前的启蒙教育。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二日（87年2月日），为光绪帝开蒙的第一天，翁同龢先是握着光绪帝的小手临摹“天下太平”、“光明正大”8个字，然后教他认“帝”和“德”两个字，接下去讲解《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开蒙4个月后，5岁的光绪帝于四月二十一日（5月4日）在毓庆宫正式入学读书。根据清朝对幼帝进行教育的惯例，光绪帝所学的课程主要有“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圣祖圣训”等先帝治术，由满、汉师傅分别用满文与汉文讲解，还要由武臣教会拉弓射箭等武功。读书的头两年，以认字和听讲书为主，规定生书每日读20遍，熟书读50遍。小载湉起初厌烦读这么多遍书，经翁同龢的变通，采用以读会为准的办法，逐步使光绪帝喜欢上读书。翁同龢不仅教书，还从生活上关心体贴光绪帝，以长辈的厚爱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册，总第2页。
2《戊戌变法》第4册，第223页。
3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宫闱类”，第3页。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74页。
2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宫闱类”，第45页。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57页。
跨越了君臣名份的阻隔，使光绪帝受到创伤的心感受到温暖，以至于他们二人通过毓庆宫的读书与教书关系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翁同龢等人针对光绪帝伴随年龄的增长需要新知的特点，在光绪八年（882）载湉岁时，增添授课内容，讲解了贺长龄、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两三年后又进讲了越南、朝鲜、日本、中国台湾地图书和魏源撰《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随后又讲解有关洋务的折件，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到光绪十二年（88）载湉虚龄岁时，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已为**之际，据称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4的能力。在告别幼帝生涯的当口，光绪帝所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能否顺利地亲政。
4《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3，第7页。
第三节亲政波折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日（88年7月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朝局之变”中取代了恭亲王奕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5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2。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3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887年2月7日），清廷为光绪帝举行了亲政仪式。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
在慈禧太后训政两年之后，光绪帝的大婚典礼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889年2月25日）在清宫隆重举行。此时，慈禧太后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让光绪帝行使皇权，而是在归政前后搞了一连串的活动，以便对亲政后的光绪帝加以控制，继续操纵清廷大权。为对光绪帝施加她的影响，在光绪十四年十月择定由她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为光绪帝的皇后。为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员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对其效忠之人，以至于光绪帝亲政之时所面对的几乎尽是太后听政与训政时期的重臣。为便于把握光绪帝的动向，她决定将光绪帝读书的书房由毓庆宫改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亲政后的光绪帝必须将朝中大事向她“禀白而后行”。显然，慈禧太后为光绪帝亲政设置了重重路障。光绪帝的亲政历程由酝酿到开始经过了两年半多时间，并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长大**且渐渐成熟的光绪帝一经正式亲政，其所作所为则是慈禧太后始料不及的。尽管慈禧太后仍不断以各种方式箝制着他，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他总还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9页。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第页。
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9页。
3同上书，总第223—224页。
第四节甲午主战光绪帝亲政以后，慈禧太后仍然时常干预朝政，从而引起了部分臣属的不满。一些大臣表示出对光绪帝的同情和，光绪帝也为冲破满朝多是慈禧太后旧臣的局面，相继提拔了志锐、文廷式等少数官员，总算有了一点政治势力。虽然慈禧太后多年所卵翼的势力明显地大大强于皇帝，仍保持着“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所亲拔”4的状况，但光绪帝的亲政却不能不说对慈禧太后的独专朝政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年轻的皇帝经其师翁同龢多年的指点，已具备了掌理朝政的能力。尽管慈禧太后想把他培养成唯自己之命是从的皇帝，但他们两人在对施政方略认识上的不同迟早会发生争斗。到甲午年（光绪二十年，894年）就如何对待日本的侵略问题上，帝后之间就主战还是主和方面的矛盾公开化了，于是出现了帝党与后党之争。所谓后党是指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一派政治势力，而帝党则是指以光绪帝为中心的另一派政治势力。慈禧太后多年操纵政局，不仅在王公中培植了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等亲信，而且重用孙毓汶、徐用仪等人控制军机处，委任徐桐主管吏部，指使李莲英控驭紫禁城的深宫内院，并对封疆大吏中颇有实力的李鸿章加意笼络，形成后党势力。帝党的形成晚于后党，势力也明显弱于后党。帝党成员主要是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还有礼部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翰林张謇、工部主事沈曾植等人。在甲午年面对日本的军事挑衅，慈禧太后及后党倾向于主和，光绪帝及帝党倾向于主战。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对外积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加紧制订了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所谓大陆政策。光绪二十年（894）春，朝鲜发生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政府请求清廷出兵帮助镇压农民起义。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朝鲜，屡向中国驻军进行挑衅，中日战争迫在眉睫。怎样对待这一局势，是对清朝统治集团的一次考验。
慈禧太后与后党主张对日妥协，加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894年月7日）是慈禧太后的六旬庆辰，在年初就已紧锣密鼓地开始修建颐和园的活动正在步步加紧进行。慈禧太后唯恐战争爆发会影响她的“万寿庆典”。因此，她一心力保和局。后党附和她的思路，由军机大臣孙毓汶等人操纵于上，直隶总督李鸿章执行于下，摆出主和姿态。光绪帝及帝党成员则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认识到日本进行战争挑衅的严重性，痛感“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积极筹备抗战事宜，表示出主战的愿望。光绪帝多次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反对李鸿章恳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做法。为了打破由世铎、孙毓汶、徐用仪控制下的军机处一再向清廷封锁有关中日战端消息的局面，光绪帝于六月十三日（7月5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军机处乃直接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为商承处理军国大事的中枢部门，非军机大臣不得参与军机处事宜。翁同龢、李鸿藻是奉特旨与会，非同寻常。在会上，翁、李二人提出备战御敌的方策，得到认可。会后第二天，与会诸臣联衔向光绪帝递上《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折中采4同上书，总第280页。
《戊戌变法》第4册，第278页。
纳了翁、李的主战见解。对此，光绪帝大为赞同，于六月十六日（7月8日）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李鸿章只好调派卫汝贵所部开往平壤，租用英轮“高升”号运兵增援驻牙山的清军。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当“高升”号轮船于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悍然挑起中日甲午战争。
面对日本已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894年8月日），清廷发布对日宣战的“上谕”，指出日本“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决定“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自此，光绪帝的主战御侮愿望总算通过这份宣战书的颁布得以实现。许多帝党官员也希望“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
光绪帝颁布了对日宣战的谕旨后，期待着战况能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进展。于是，他于七月初二、初三日（8月2日、3日）接连旨令李鸿章迅速电催各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一俟诸军齐到，即可合力驱逐倭寇，以解汉城之围”2，希望能痛击侵朝日军。七月初四日（8月4日），卫汝贵和马玉崑率部始至平壤。随后，左宝贵部与丰升阿部也赶到平壤。各军期待着从平壤进军汉城。但李鸿章却在电文中指示卫汝贵称“平壤要地，宜会商何军留守，方可前进”3，主张以防守为主。对此，光绪帝表示不满，又在七月十六日（8月日）谕令李鸿章“电饬各统将，筹商妥协，迅速进兵”4。李鸿章则在第二天请总理衙门代奏，强调目前只能坚扎平壤，待后路布置妥当再“相机进取”。七月下旬，叶志超率部抵平壤，光绪帝根据李鸿章的提议命其总统平壤各军。不料叶志超是一个畏敌怯战的统帅，他以“各军马步有未到齐者”为由，请求继续“筹调添募”军队，在平壤按兵不动。八月五日（9月4日），光绪帝再次谕令李鸿章称“朕为军情至急，昕夕焦急。该大臣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干咎戾也。”这次李鸿章未敢怠慢，电催叶志超出兵，叶志超也感到再不出兵无法向皇帝交待，随即先派骑兵一哨出探，方知日军已向平壤逼来。八月十六日（9月5日），日军向平壤发起总攻，叶志超率部望风而逃，而马玉崑、左宝贵则分别在船桥里、玄武门率部同日军进行了血战，终因寡不敌众，平壤陷于日军之手。这样，光绪帝设想在朝鲜战场抗击日军的计划落了空。
在日军进攻平壤的第二天，李鸿章调派的援军分乘5艘运兵船，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2艘主力战舰护送，驶至鸭绿江口。当晚0营援军登岸，次日丁汝昌率航队返航。当北洋舰队行驶于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时，与日本联合舰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海战，是为黄海海战。海战中，邓世《中日战争》第2册，第24页。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44页。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册，第42页。
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第页。
4《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第40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第39页。
昌不畏牺牲誓与舰船同存亡的英勇表现感动了光绪帝，他亲赐挽联曰“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2就黄海海战的结局而言，中日双方舰船均有所创，并且是日本舰队先退出了战场，表明这是一次未分胜负的海战。但这次海战后，李鸿章却极力主张“避战保船”，从而丧失了制海权，导致北洋舰队最终被日本舰队困扼于山东威海刘公岛基地而全军覆没。光绪帝壮海军之威的愿望只能成为泡影。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为招募军队、添购兵船积极筹款。作为光绪帝师傅又兼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更为筹款四处奔波，费尽心思。他在光绪帝的下，根据文廷式、安维峻等人多次上奏要求慈禧太后停办“万寿庆典”筹备的各折，于八月十四日（9月3日）以户部名义上奏请求停止为祝寿所搞的庆典工程，以节省经费。光绪帝不仅对此折大加称赞，而且又授意志锐、高燮曾等人上奏呼吁移祝寿工程之费为战费。慈禧太后在舆论压力之下，只好在八月二十九日（9月28日）宣布停办各点景、戏台，简化庆典活动，祝寿地点由颐和园改在宫中受贺。这算是光绪帝有生以来第一次迫使慈禧太后作出的让步。慈禧太后虽在无奈之中同意了移颐和园工程之费以作军费，但她却在内心里充满了不满，声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寻找报复的机会。
当日军继攻占平壤又将战火引至鸭绿江边时，慈禧太后感到惶恐不安，把求和的希望再次寄托到列强的出面调停上来。她听说俄国公使喀西尼假满回任将路过天津的消息，便在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出面召集枢廷会议，主张由李鸿章出面与俄使交谈。因俄使不愿出面调停，慈禧太后的联俄制日求和活动未能实现。接着，她又鼓动恭亲王奕与英使联系，寄希望于英国的调停。本来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帝党官员纷纷要求光绪帝起用已被闲置0年之久的恭亲王奕。光绪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九月一日（9月29日）任命奕为总理衙门和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希望他能以老臣的资历对战局做些指导。不料这位在“甲申朝局之变”中被慈禧太后罢黜的恭亲王，竟在复出后又站到了慈禧太后一边，实令光绪帝恼火。但光绪帝仍幻想利用奕与慈禧太后长期政争的矛盾，又于十月初五日（月2日）任命奕为新成立的督办军务处的首脑。光绪帝还在同日任用翁同龢为军机大臣，试图以此来改变军机处由后党操纵的局面。光绪帝的主战与慈禧太后的求和固然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对奕的重用却是一个失误。奕在督办军务处仅两天后，就去商请英、法、德、美公使以赔偿兵费等为条件由列强出面调停。
也在日军逼近鸭绿江之际，光绪帝强调加强鸭绿江防线，在给李鸿章的谕令中称“著李鸿章统筹进止机宜，妥为调度，朝廷不为遥制。”3李鸿章在掌握统筹进止之权后，并未作积极的防守，以致日军在九月二十六日（0月24日）强渡鸭绿江，接着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金州、旅顺等地。光绪帝于十月二十七日（月24日）旅顺失守后“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于此光绪帝调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山海关前线，负责指挥战事，试图用湘军取代淮军以改变不利状况。但湘军的战况依然不佳，到光绪二十一年（895）春，日军又接连攻占了山海关外的海城、营口、田台庄等要地，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9，第3页。
3邓素娥《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图书馆杂志》982年第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0，第28页。
几乎控制了辽东半岛。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895年月20日），日军又在山东荣城湾登岸，从后路包抄威海。光绪帝连发谕令，要北洋舰队和陆军“奋力冲击”，“切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2。但早已在李鸿章“避战保船”方针下躲在刘公岛基地的北洋舰队不仅无法控制制海权，还遭到日军在威海后路的合力夹击，最终以日本舰队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2月7日）侵入威海卫港和北洋舰队的覆灭而结束了威海卫之战。
日本军队向威海卫进攻之日，正是清廷遣使赴日求和之时。还在奕要求各国公使出面调停的时候，他派出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去天津同李鸿章密商直接派员赴日求和问题。李鸿章建议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前往日本，结果日本以德璀琳不是清廷钦派大员为借口拒绝接待。慈禧太后又同奕商定，由张荫桓作为全权代表赴日。正月初六日（月3日），张荫桓一行抵达日本广岛。日本为全歼北洋海军，不愿在此时议和，便以张荫桓等人全权不足为由不予开议，日方表示只有奕或李鸿章亲自赴日，才能作为谈判对手。在日军占领刘公岛的当天，慈禧太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议和代表赴日谈判，李鸿章在旅顺失陷时所受的处分也予以撤销。慈禧太后作了这些安排之后，自己便抱病不出，把怎样议和的烂摊子甩给光绪帝。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八日（2月22日）来京后，与枢臣讨论了议和中的有关问题。李鸿章起初表白“割地之说不敢承担”，想把割地的责任推给朝廷。翁同龢认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这代表了光绪帝的意见。后党成员孙毓汶、徐用仪便称“必欲以割地为了局”。帝、后党之间在割地问题上分歧明显。后来李鸿章以如议和不成日本将“照旧进兵，直犯近畿”2相要挟，加以英、俄等国也胁迫清廷尽快议和，光绪帝只好作出妥协，命奕代传口谕，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又“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三月二十三日（4月7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2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3，拒绝签字用宝。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四月初八日（5月2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奕等人共同逼迫光绪帝签字，慈禧太后在这时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4。
在甲午战争中力主抗击日本侵略的光绪帝，因战败而吞下了苦果。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却是以“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姿态迎合了正在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
2《清史稿》第4册，第908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0，第2页。
2《中日战争》第4册，第538—539页。
《中日战争》第册，第83页。
2《中日战争》第3册，第09页。
3《中日战争》第3册，第09页。
4《中日战争》第册，第2页。
第五节下诏变法在光绪帝被迫接受了《马关条约》并在该约文本上签字的当天，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895年5月2日），由康有为联络在京参加会试的300余名举人联名签字的以“拒和、迁都、变法”为主要内容的上清朝皇帝书正式呈递都察院，要求上达光绪帝，是为颇为有名的“公车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用宝为名，拒绝接受这份上书。但上书的内容却被广泛传抄和刊印，产生了深远影响。“公车上道动九霄燃文书”活动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五月十一日（月3日），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5的剀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件，以件呈送慈禧太后，件留存军机待日后发交各省督抚讨论，件存放乾清宫南窗小箧，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这是光绪帝同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透过紫禁城的高高厚墙，在思想上发生接触的开始。当然，在守旧官员把持朝政的情况下，这种接触是非常困难的。20余天后，康有为又写下呈光绪帝第四书，先后请都察院、工部等衙门代递，均遭到拒绝，表明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沟通道路障碍重重。
鉴于这种情况，康有为深深认识到“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2于是，他把帝党官员视为靠山，同翁同龢联系密切。翁同龢早在光绪十四年康有为第一次向清帝上书时就闻知了他的名字，当光绪二十一年的会试期间，翁同龢作为朝考阅卷大臣，对康有为加意赏拔，使其考中进士。出闱后，康有为拜访了翁同龢，反复向翁同龢讲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希望光绪帝能够“力任变法，推见贤才”。翁同龢感到康有为对宫中情况不甚了解，便对他说“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巡数之者。”3临别时，康有为送给翁同龢两本他自己所写有关俄国、日本变法的书籍《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不久，康有为又引荐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结识了翁同龢。翁同龢则将帝党官员文廷式、李盛铎、陈炽等人介绍给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这样，维新派与帝党的结合，对于维新运动的不断高涨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年夏季，《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的创刊和强学会的成立，有力地扩大了变法的宣传，壮大了维新的力量。
光绪帝能够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进一步加深了解并逐步确立变法的信心，与帝党官员起到的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他第一次展读康有为的上书时，翁同龢在场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才华。随后“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5同上书，第28页。
《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2页。
2《戊戌变法》第4册，第3页。
3同上书，第32页。
国之故，西法之良”来“辅导皇上”，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在光绪二十三年（897）冬德国强占胶州之际，康有为又呈上清帝第五书，痛陈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局，要求光绪帝立即变法图存。这次上书又遭顽固大臣阻挠而未递到光绪帝手中。恰在此时，曾三次读过康有为上皇帝书的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为康氏的遭遇鸣不平，请求光绪帝亲自召见他，委以重任。这是清朝官员第一次正式在奏折中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翁同龢也鼓励光绪帝传旨召见康有为。光绪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不料却遭到奕的反对，理由是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康有为是一个小臣，只能由大臣问话后传语。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898年月24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与问话的翁同龢把康有为在问话时所陈言的有关变法重要性、内容及步骤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命令臣属今后对康有为递上的条陈，要即日进呈，不得阻拦或积压。于是，康有为在问话后的第5天，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要义有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2。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3月2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4月7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甚至要追究入会之人。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2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了维新派。
在光绪二十四年（898）春夏之交，光绪帝既受到康有为等人力言变法图存主张的影响，又目睹这年春季俄国强占旅顺、大连后列强交迫、国势日蹙的严重状况，决心通过变法维新，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四月十二日（5月3日）恭亲王奕的病逝，给光绪帝提供了一次实施变法的机会。他请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太后称“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3康有为也致函翁同龢，促其及时策动光绪帝变法，勿失时机。翁同龢便授意康有为代御史杨深秀、内阁学士徐致靖拟“请定国是”的奏折两件，由杨、徐两人分别于四月十三日（月日）、二十日（8日）向光绪帝进呈。光绪帝在二十二日（0日）令翁同龢代拟宣布变法的国是诏。经翁同龢一夜的努力，诏书撰就。四月二十三日（月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告变法。诏书中称“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光绪帝在宣布变法两天之后，又下诏定于四月二十八日（月日）召见康有为。慈禧太后却先发制人，迫令光绪帝在召见康有为的前一天以翁同《戊戌变法》第4册，第32—33页。
2《戊戌变法》第2册，第8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
2《戊戌变法》第2册，第485页。
3《戊戌变法》第4册，第43页。
《戊戌变法》第册，第33页。
龢“揽权狂悖”为由将其免职，逐回常熟原籍。光绪帝在一度“战栗变色”后，仍如期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了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康有为首先陈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光绪帝表示同意，他说“今日诚非变法不可”。为了减少顽固派的压力与阻挠，康有为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2。召见之后，光绪帝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康有为充分利用皇帝赋予他的专折奏事之权，不断上奏，提出一系列有关新政的建议。光绪帝从下诏变法到八月初六日（9月2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的03天中，先后发布了有关新政的各种诏令达80条左右，其主要涉及的层面和所包括的内容为第一，文化教育方面，创办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而改试策论，设立译书局，派留学生出国等；第二，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成立农工商局，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设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军事方面，裁减旧军，训练新式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等；政治方面，改革旧机构，裁撤闲散重叠的衙门，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允许自由创办报馆和学会等。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毕竟是光绪帝革旧图新决心的体现，毕竟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这就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因而具有进步作用。新政诏令却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许多顽固大臣引慈禧太后为奥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光绪帝的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从新政诏令颁布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就预谋着对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谕令发布当天，慈禧太后又胁迫光绪帝宣布以后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须到颐和园向她谢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一带的兵权。光绪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9月4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人全部革职，并对王照予以奖赏。次日，他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给四品卿衔，参加新政。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光绪帝的这些反击措施，进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京津一带也盛传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帝。
随着天津阅兵日期的迫近，光绪帝惊慌不安，于七月二十八日（9月3日）交给杨锐一道密诏，称“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光绪帝这种置自身命运于度外的精神使康有为等人大为感动，但他们在捧诏痛哭之后，却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和曾参加过强学会并握有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各国公使只是虚表“同情”，不愿干预。康2《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第5页。
《戊戌变法》第4册，第45页。
有为等人便策划了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的行动；一方面敦请光绪帝于八月初一日（9月日）召见袁世凯并破格重赏侍郎候补；一方面物色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为捕杀慈禧太后的人选；又一方面则是由谭嗣同在八月初三日（9月8日）夜访袁世凯，鼓动袁世凯先诛荣禄，再兵围颐和园。毕永年进京与康有为交谈，认为袁世凯不可靠，此事不可恃，便迳赴日本。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谭嗣同，却在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再次受到光绪帝召见后，于当日赶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便连夜驰奔京城，向慈禧太后密报。慈禧太后闻讯，深夜从颐和园还宫。八月初六日（9月2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下令缉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逃离北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八日（9月23日）举行临朝训政礼后，囚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所扼杀。
《戊戌变法》第2册，第92页。
第六节曲折余生慈禧太后在发动戊戌政变后，就一心想废掉光绪帝，却因遭到英、日等国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当她令太医捏造“脉案”，谎称光绪帝已病重的消息公布后，英国驻华公使窦乐纳就通知总理衙门称“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2窦乐纳还派一名医生为光绪帝诊断病情，结果是宣布光绪帝无病。慈禧太后只好暂时忍气吞声，但与英、日的矛盾加深，并伺机再谋废立。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899年2月3日），荣禄向慈禧太后密献计策“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大阿哥”，即皇位继承人。清朝在康熙帝晚年时已颁立下“永不建储之谕”，慈禧太后却背离祖宗“家法”，接受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无子为由，决定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900年月3日）举行了立大阿哥的典礼。面对慈禧太后“名为立嗣，实则废立”的阴谋，舆论哗然。英、日、美等国驻华公使拒不参加典礼，列强的军舰也由上海北驶表示对此事要加以“干预”。慈禧太后策立了大阿哥，却未敢废掉光绪帝的帝位。但那位年方5岁、终日以玩犬为乐的溥儁却进了皇宫成了皇位继承人，而光绪帝仍然是被囚在瀛台的挂名皇帝。
通过废立问题的一连串闹剧，慈禧太后对列强的不断干预十分不满，于是便利用了义和团反帝风暴作为她进行报复的工具。本来，列强对光绪帝的，是担心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再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对列强在华的侵略权益不利。而光绪帝与维新派共同掀起的戊戌变法，又是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前提的，列强对此也并非完全赞赏。但就光绪帝的开明和慈禧太后的守旧而言，列强自然会选择前者。当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又发生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其盲目排外的一面却恰中守旧势力之下怀，慈禧太后便借以发泄了对列强在废立问题上对她屡次拆台的不满情绪。于是，她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中旬接受了协办大学士刚毅对义和团“宜抚不宜剿”的建议，一改过去“剿抚兼施”的政策，下了对义和团加以“招抚”的决心，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与此同时，俄、英、德、法、美、日、意、奥八国拼凑2000余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开始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各国又继续向大沽增兵，试图不断扩大侵略战争。
面对八国联军的侵略，清廷必须在和与战问题上作出抉择。自五月二十日（月日）至五月二十三日（月9日），慈禧太后连续在4天之内召集4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光绪帝参加了会议，他不赞成对外宣战，认为顽固大臣所声言的“义民可恃，其术甚神”是靠不住的，指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奈何以民命为儿戏？”载漪、载濂、刚毅等顽固大臣则不仅一再申明要靠义和团的“神术”去“报雪仇耻”，而且还指使人编造出一个“请太后归政，废除大阿哥”的所谓“外交团照会”，2参见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光明日报》985年9月国蓝皮书》中国第号，899年，第303页。
《戊戌变法》第册，第478页。
使慈禧太后大为恼怒，声称“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经慈禧太后与守旧排外大臣的反复密商后，于五月二十五日（月2月）颁布了宣战“上谕”。但就在宣战后仅4天，慈禧太后就向列强表示“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挑衅”2。又过了4天，又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3。可见，利用义和团去同八国联军作战以实现慈禧太后报复外国人，又试图对义和团加以镇压，这就是慈禧太后宣战的实质。
七月二十日（8月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慌忙挟光绪帝西逃。在此之前，她调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列强议和。经李鸿章与列强的谈判交涉，慈禧太后得知“惩凶”的名单上没有她，对列强十分感激，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4，授权奕劻、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随后，她与光绪帝返回北京，并将大阿哥溥儁废掉。光绪帝返京后，不再被囚于瀛台，而是常常临朝，回复到以往的帝位生活，但慈禧太后对他仍严加控制。此时的清廷固然仍在推行着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90年月29日）开始下诏变法所实行的新政，似乎是把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政措施又一步步恢复，然而光绪帝在颁发新政诏令时却不得不服从慈禧太后的旨意“先自骂两句”，说“康有为之变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他在对德龄的自白中表达了苦衷“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2就是在如此心境之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908年月4日），光绪帝怀着无限的惆怅逝于北京。
《义和团》第册，第3页。
2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7，第2页。
3《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8页。
4同上书，第203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2《德宗遗事》，第49页。
第十章曾国藩第一节获取功名，肆力理学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8年2月2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南的白杨坪村（今属双峰县）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祖父曾玉屏，为乡村的土财主。父曾麟书，是个多年不第的老童生，直到43岁才考中秀才。在家庭的严格督促下，曾国藩从小勤奋读书，熟悉了封建礼教纲常等一套儒家伦理道德，成为他以后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道光十年（830），他20岁时外出求学，先在衡阳唐氏家塾毕业，翌年改进湘乡连滨书院。道光十三年（833）考中秀才，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接受了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对他日后的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国藩于道光十四年考中举人。在以后的两三年间，他连续两次前往北京参加会试，结果都名落孙山。但是这两次北京之行，对促使他努力向学大有帮助。回到湖南家乡后，他闭门在家，发愤攻读，对历史和古文潜心研究，因而较大地提高了学识素养。
道光十八年（838）正月，曾国藩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以第38名中试。四月，殿试三甲42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三名，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道光二十年散馆，列二等9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
考中进士并被选入翰林院，对功名心切的曾国藩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早在道光十一年他便改号涤生，要求自己“涤其旧染之污”而新生3。中进士后又“更名国藩”，期望作为国家的屏藩，立功业于乱世。特别是选入翰林院后更是“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都进行严格的要求，从而更励志于探求学问。正好这时，湖南善化学者唐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曾国藩便“从讲求为学之方”。唐鉴是个理学家，“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在唐的带动影响下，曾国藩开始“肆力于朱学”。这时中英鸦片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对于这一引起中国“数千年来大变局”的大事，曾国藩是很注意的。他当时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势力之入侵持憎恶和反对态度，谴责他们“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2。赞扬姚莹、达洪阿率领台湾军民击退侵台英国兵舰，俘获英国士兵多人的正义反抗是“大快人心”的举动3。
鸦片战争结束后，曾国藩更致力于理学，按照理学家的严格要求进行修身养性。他以倭仁为榜样，“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4，将读书与修身结合起来。他在治理学的同时又治古文辞，追随桐城派学习古文、诗词等。几年以后又对考据之学感兴趣。于是他认为的“自西汉3德菱（龄）《清宫二年记》，《东方杂志》0卷7号。
《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卷上，第27页下“省克”。
2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第页。
3《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册，辛丑（道光二十一年，84）正月初九日。4《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985年版，第页。
至于今识字之儒”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三途5，都已涉身其中，因而为进一步研究学问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5《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册，辛丑（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第二节上折陈言然而，时事的变幻使曾国藩朝另一方向发展。
道光二十九年（849），曾国藩已升任礼部右侍郎。当时，经过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自沿海向内地而逐步深入，国内原有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形势，曾国藩感到忧心如焚，因而在咸丰帝即位后连续上奏，提出不少建议。其中，《应诏陈言疏》关于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对咸丰帝有所震动，批示“切中情事，深堪嘉纳”，令有关部门“评议以闻”，但经“部议格不行”；《议汰兵疏》进呈后获“召见，嘉其切中时弊，谕以俟广西事定再行办理”。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在极其焦急之中又向咸丰帝陈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接向咸丰帝提出三条尖锐的批评意见。其一是“防琐碎之风”，批评咸丰帝“自去岁以来”只注重诸臣之“细节”，而疏于国家大计，表现在“发往广西人员，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其二是“杜文饰之风”，批评咸丰帝“徒尚文饰”，不讲实际，不能采纳好的建议，“自去岁求言以来”，对一些“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其三是消“骄矜之气”，批评咸丰帝去岁以来既下诏求言，结果却拒谏自专，无视百僚的意见。指出“目今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2。也就是指责咸丰皇专横独断，致使太平天国起义不能很快镇压下去。曾国藩上奏此折是想效古忠臣之鲠直敢谏，自以为不失为忠心耿耿之诤言，但却差一点引起大祸，咸丰帝阅奏后大为震怒，“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由于周围大臣的劝说才作罢。这次事件对曾国藩教训很深，此后他再也不敢凭一片赤诚去“冒犯天颜”了。
咸丰二年六月，他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七月，得悉其母病逝讯息，急忙回原籍奔丧。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5页。
2《国史本传》，《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3页；《曾文正公年谱》卷，第2、2文正公全集·奏稿》卷，第32—38页。
第三节组织湘军，屠杀会党群众道光三十年十二月（85年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树起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大旗。经过两年余奋战，自广西入湖南、进湖北，顺长江而下，经江西、安徽、江苏，于咸丰三年二月（853年3月）攻下江宁府城，随即将它定为国都，改名天京。
这时清皇朝的八旗兵早已，继起的绿营兵也日趋衰败。清廷先后调集大批军队前往广西、湖南镇压，结果纷纷败溃，只好寻求地方武装力量进行阻挡。当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清廷便命令两湖督抚等地方官员劝谕士绅，举办团练。此时，曾国藩正因母丧在原籍守制。这年十二月十三日（853年月2日），他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转来军机大臣转达咸丰帝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谕，要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曾国藩接旨后四天即前往长沙，着手筹办团练武装。
鉴于清朝原有军队已不足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实际状况，曾国藩认为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与培训起一支有严密组织并有顽强战斗意识和实战能力的新军。为此，他拟定了他的建军原则，竭尽全力组织起一支新的地主阶级武装湘军。
在湘军兴起前，湖南已有新宁举人江忠源兄弟等在本籍自募的楚勇和湘乡儒生罗泽南、王錱师徒主持的湘勇，在镇压地方农民起义上都取得相当的成效。曾国藩与他们这些人有着师生或同乡的情谊，便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吸收其经验并大加发展。他的湘军与旧军队比较，在兵源、选将、营制以至训练办法上都是“改弦更张”的。
首先，在兵源上，湘军的官兵来源采取逐级自行召募的办法，即“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自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这个“帅”就是曾国藩，上一级负责挑选下一级，层层相连，最后归属曾国藩总指挥。当时湘军士兵只在湖南省内，主要在长沙、宝庆二府内召募，尤以湘乡人为多。这样的募集办法与清朝军队“将不必由帅选”，正好相反。它利用地域观念和同乡感情，促使彼此间团结合作，避免过去官兵“不相习”，上下缺乏感情联系，互不相干的冷漠状况，而达到“一营之中，指臂相联”，使“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2。
其次，在将士素质上，要求“凡募勇，取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气者；其有市井衙门气者不用”；而在将官上则选择绅士与儒生，其主要将领大多是有同乡、同学、师生、亲友关系，且是气味相投，讲求“忠君”、“卫道”的程朱理学忠实信徒。用曾国藩的话是，“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2，并具体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归根结蒂是必须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作出个人牺牲，即具有“忠义血性”者，以能为封建主义制度效忠的政治标准为根本原则3。
2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曾文正公别传》卷，第3页。
以上见王定安《湘军记》卷20，岳麓书社版，第338页。
2《湘军记》，第340页。
3曾国藩《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32页。
再次，特别强调对士兵进行严格训练。在“训”字上，“以忠义激励将士”，进行封建伦理和纪律教育。“崇纪律，重廉耻”，要求“有勇知方”。严禁将士吸食洋烟（鸦片）、打牌押宝（赌博）、**妇女和结盟拜会等；在“练”字上则加强练队伍和练技艺。每天必须按规定出操、练习各种武艺和阵法、巡逻放哨和列队点名等，要求行动整齐，勇于作战。
这样，曾国藩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使全军上下归他一人调度指挥，湘军成为以曾国藩为首领的私人武装。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军阀集团。湘军的骨干多是以各种封建关系纠集在一起的中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一般中小地主家庭，功名不高，或是诸生、文童，也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但这些人都浸透了封建正统思想，都以坚决维护封建名教和统治秩序为己任。这些人比腐朽的封建官僚有才干，他们兢兢业业，有一股拼命向上爬以取得功名利禄的顽强精神和野心。曾国藩正是带领这样一批儒生们，结成“誓不相弃之死党”4，而成为太平军的死敌。
在曾国藩组织湘军的过程中，即在咸丰三年间，尚未与太平军正式作战前，他就已指挥这些未成军的练勇在湖南境内多次镇压过会党起义，也曾派遣他们到江西支援过当地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在对待起义军上，曾国藩采取极为残忍的手段。早在咸丰三年二月他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就提出对起义军“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主张“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并声言“但得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他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积极，批示他“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2，因而他更加放手大干。这年上半年，他在长沙设审案局，依靠地方绅耆，大批捕杀，立三等法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死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不“拘泥常例”，借用巡抚令旗，捕人多，杀人快，“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心狠手辣，在百十天内，就屠杀了200多人。他这样大肆杀戮的暴行，遭到社会舆论的严正谴责，人们给他起了“曾剃头”和“曾屠户”的绰号。
4《与彭筱房、曾香海》，《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第2、3页。
《与文任吾》，《书札》卷2，第35页。
2《奏稿》卷2，第2—3页。
第四节镇压太平天国湘军筹建于咸丰三年，原先只有陆师，以后为与太平军争长江水上优势又筹建水师。水、陆两支队伍于咸丰四年正月下旬分别建成。水陆各5000人，营制每营500人，各分为0营。水师拥有“快蟹”40号，“长龙”50号，舢板50号，拖罟号（作为曾国藩的座船），又购民船20号改造为战船，另雇民船一百数十号，以载辎重。加上夫役水手7000余人，水陆共有员弁兵勇一万七千余人，自衡州（今衡阳）出发，会师于湘潭，声势浩大，欲“东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
曾国藩于出师时，发布《讨粤匪檄》，竭力维护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同时也抓住了太平天国的某些弱点加以渲染。它充分反映了曾国藩对农民反封建斗争的仇恨，表明了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镇压农民起义的顽固立场。
当曾国藩率领湘军大举“东征”时，太平军水师已据有长江天险，陆上则占有皖、赣、鄂三省的大部分。而这时安庆、九江早已在太平军手里，武昌也正处在太平军包围中，太平军显然占有绝对优势。曾国藩的东征，战略目的是在争夺武汉、九江、安庆这长江中游的三大据点，然后进军东南，包围天京。因此，此后七八年间，湘军便同太平军对这三大据点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争夺。
曾国藩面对太平军强大的兵力及其所占有的优势，认为必须逐步推进，步步为营，而不能急于冒进。他首先着眼于两湖地区，与太平军展开了拼死的战斗。战斗最早于咸丰四年（854）三月上、中旬在岳州府周围进行，老湘营王錱兵败退守岳州，又缒城逃跑，大部分被歼，太平军乘胜进占湘潭，钳制长沙。曾国藩以湘军主力力争湘潭，并自率水师攻打长沙北之靖港，结果湘军水勇溃败，战船三分之一被焚毁和为太平军所获。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自杀，被随从救出。湘潭方面双方激战7日，太平军伤亡重大，被迫退出，长沙外围缓解。曾国藩利用3个月时间休整，于六月中重新出动，七月初一日夺回岳州府城。
这年八月，曾国藩督率湘军水陆师分三路进攻武汉。八月二十三日（0月4日）攻陷武昌、汉阳，太平军停泊汉水的千余艘船只拟冲至长江，被截毁殆尽，湘军水陆东下，进攻江西。十月十三日（2月2日），湘军水师在彭玉麟、杨载福带领下又攻断湖北田家镇至半壁山的拦江铁链，焚毁太平军船只4500余艘。湘军大为得势。
然而，风云突变，这年十二月太平天国派石达开率军在江西湖口、九江焚湘军水师船只。特别是十二月二十五日（855年2月日）在九江夜袭湘军水师，焚战船多艘，获曾国藩座船，尽得其文卷册牍，曾国藩走投无路，再次投水寻死，被人救起送罗泽南营中。紧接着咸丰五年春，太平军第四次攻占汉阳，并第三次攻克武昌城，曾国藩率部龟缩南昌城内不敢出来。下半年十一月石达开回师江西，在短短3个月里，赣中、赣北尽为太平军所得。到咸丰六年上半年，曾国藩率湘军东征与太平军进行了将近3年的争夺战，彼此各有胜负，但总的形势对湘军是不利的，不仅长江中游三大据点都在太平军手里，而且太平军还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之间所有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部分地区也都为太平天国所有。
然而不久，“天京事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曾国藩带领湘军趁机反攻。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85年2月9日），湖北湘军胡林翼、杨载福等攻陷武昌。咸丰七年九月初九日（857年0月2日），湘军攻陷湖口，被阻隔3年之湘军水师彭玉麟部与杨载福部在外江会合。
在此期间，自咸丰七年二月到八年六月的一年四个月时间里，曾国藩因丁父忧回原籍守制。他与清廷的矛盾，也通过三四年来战事的进展而有所增长。以咸丰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对于曾国藩本来就怀有疑虑，始终都仅赐给他空头衔而不予以实权，使他感到处处都有阻力。他曾向咸丰帝提出至少授给他以巡抚职务以便于办理军务，调动粮饷等，但没有获得同意，而让他继续“在籍守制”。到咸丰八年元月，由于胡林翼、骆秉章先后奏请他统兵援浙，他才再度出山。
经过几年来与地方官吏和清廷的交涉折冲，又经过一年多来在原籍守制期间的反思，再度出山的曾国藩变得老练圆滑了。此后的曾国藩与清廷及与地方官吏的关系渐趋于合拍，他的职权地位也随着形势变化发展而不断有所提高。
太平天国的实力由于领导集团的内讧而大为削弱，使总的形势大有利于清廷，但就湘军与太平军的较量来看，在咸丰八年至十年的两三年间则仍有起伏。咸丰八年四月，湘军李续宾等会同水师杨岳斌（即杨载福）、彭玉麟联合攻下九江，太平军一万七千余人死难，长江中游第二据点又为湘军所得。但同年十月，三河镇之战，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000为陈玉成、李秀成联军全歼，湘军悍将李续宾等被击毙，给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打击之大，不亚于咸丰四年冬湖口、九江曾国藩座船被俘获之役，“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3。
咸丰九年（859），石达开部太平军拟行入川，骆秉章与胡林翼计议，通过湖广总督官文奏请清廷派曾国藩入川布置，以确保湖北饷源，而乘机为曾谋得川督。咸丰帝虽下令调派曾国藩率军入川，却无意授他以四川地方实权，因而胡林翼等又合计将曾国藩留驻湖北，共谋进军安徽。此后曾国藩便以攻取安庆作为湘军的战略重点和当务之急，把安庆之战看作是“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来考虑。
曾国藩进攻安庆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他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实行力取上游，逐渐及于下游，也就是先取安徽，再及于江、浙的方针，始终坚定不移。即使是咸丰十年春夏之间江南大营再次解围，和春、张国樑兵败身死，苏常危急，咸丰帝一再催促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支援，他都拒不从命，安然不动。咸丰帝万不得已，只好赐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并连下谕旨，令他撤安庆之围，驰援苏常。他也还是奏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2，坚持原来的观点。最后清廷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由于坚持先打安庆再及江南的战略方针，在此后安庆攻陷后，湘军在围攻天京上拥有更加有利的形势。
但是，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重用洪仁，竧猿掠癯伞16钚愠啥人的善于带兵和富于实战经验，使曾国藩的战略意图不可能轻易实现，而且经硂萦诶Ь场o谭崾年夏至十一年初夏，曾国藩坐镇祁门近年，调兵遣将与?同上书，第4页。
《复刘霞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7，第23页。
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第44页。
平军争夺皖南。在十年十月和十一年四月，曾国藩就曾先后两次因太平军李秀成和李世贤分别率部逼近而惊慌万状，两次都写了遗嘱安排后事，只是因为太平军没有进一步进攻而使之度过了危机。事后他还心有余悸，再不敢身临前线指挥作战了。
安庆经过长期的围困，于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8年9月5日）
终于被湘军曾国荃等部攻陷。在曾国藩下，曾国荃纵兵杀掠，乘机大发横财。
安庆的失陷，使天京失去重要的屏障。太平军从此居于守势，湘军与太平军的主要战场也由安徽转移到江苏。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这年十月，慈禧太后依靠帝国主义的，与恭亲王奕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政权。为了尽快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慈禧太后任命曾国藩管辖苏、赣、皖、浙四省军事，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皆归节制；同治元年（82）更加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官衔。这时曾国藩渴望多年的宿愿得以实现，军、政、财大权一手在握，积极性也大为提高，从而加紧对苏南、浙江进兵，为最终攻取天京作好布防。在他的下，曾国荃部湘军包揽了对天京的围攻。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84年7月9日）天京沦陷，曾国荃部抢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头功，并纵兵对天京大肆掳掠烧杀。清廷论功行赏，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赐一等伯爵，其余湘军将领也都赏赐有加。
在慈禧太后把持下的清廷，对曾国藩虽然委以重任并给予实权，但实际上还是很不放心的。特别是在曾国荃进兵雨花台以后，湘军自数万增至十余万人，曾氏兄弟手握重兵，对清廷不能不是一大威胁，因而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度便有所改变，不像以前那样了。曾国藩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意识到要保存性命，只有退让。于是在攻陷天京后便主动提出裁撤湘军和为曾国荃代请回籍养病，以消除清廷的疑虑。具体办法是裁撤他所直接统率的湘军主力二万五千名，但保留后建的淮军以“御寇”；曾国荃辞去浙江巡抚的职务。对于曾国藩的自释兵权和曾国荃引疾自请开缺，清廷很快便予以批准。第五节从主张抵抗到外敦“和好”
当曾国藩正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激烈搏斗期间，发生了英法联军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时，曾国藩在对待外来侵略的问题上仍然是主张抵抗。两年以后，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859年月25日）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一阶段战役结束，《天津条约》已经签订，英法侵略者北上换约，他们故意不按清廷规定的路线，擅自闯入大沽口，遭到大沽驻军的痛击。曾国藩在得到消息后，认为这次胜利大快人心。他在写给当时在僧格林沁营中当幕僚的郭嵩焘的信中说“五月二十五日之战，自庚子、辛丑（840、84）夷务初起后，至是始一大创之，中外人心为之大快。”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了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结合起来以对付农民起义的新局面，这便是“借兵助剿”的问题。
在“助剿”问题上，外国侵略者是很积极主动的。咸丰十年冬，俄、法驻华公使便连续向清廷表示愿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这时通过第二次战争的再次接触，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某些重要成员对于西方侵略者的认识已有较大转变。他们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是“心腹之害”，而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肢体之患”或“肘腋之忧”。于是借洋兵“助剿”便提到会议桌面上来。在谈判桌上，俄、法、英、美很主动，而清廷则处在被动地位。就清廷方面而言，它未尝不想借洋兵以镇压农民起义，但又感到“流弊滋多”，因而迟疑再三，最后只是在太平军占有苏、常，再次进攻沪、杭的严重形势下，才不得不被迫接受。
但是，对于借洋兵“助剿”，曾国藩却另有一番考虑。同治元年正月（82年2月），他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在给江苏巡抚薛焕的信中，就曾很不客气地责问道“其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而当清廷表示“嘉其助顺，听其进兵”，逼他表态时，他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中表示不同意和洋兵联合进行全面会剿，认为“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兵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始终强调“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2。
由此可知，曾国藩对于洋兵“会剿”事是有条件的，他在给薛焕的信中曾直截了当声称“弟所谓愿执其咎者，专指保上海而言，而必欲攻取金陵、苏、常，则始终不敢与闻。”3正是由于曾国藩等的反对，清廷最后没有接受英、法、俄、美等国大规模的洋兵联合会剿，而在同治元年夏的一个上谕宣告“借洋兵助剿之议，叠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前因上海吃紧，英、法两国情愿帮同战守，是以姑事羁縻，未经阻止。”表示以后当主要依靠官军。
曾国藩之所以反对“洋兵会剿”，认为“只宜借兵守沪城”，真正的原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第44页。
《复郭筠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第35页。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5、274页。
2《复薛觐堂中丞》，《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版，第27页。
3《复潘玉香观察》，《曾国藩未刊信稿》，第7—8页；《议复借洋兵剿贼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5，第9—20页。
《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7页。
因是第一，他不愿洋人分占其利，特别是不甘愿洋枪队分占由他和其弟曾国荃湘军主攻天京的头功。这是最主要的。第二，这也是从清朝统治者的实际利益考虑。尽管这时这个政权已开始半殖民地化了，但它在能够保有的独立限度里，还是尽量想多维持一点自己的封建主权。
值得注意的还有阿思本船队的事件。这事也发生在咸丰、同治之交，与借洋兵助剿差不多同时。咸丰十一年（8），总理衙门大臣奕、桂良、文祥等首先奏请购置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曾国藩很表赞同，称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2。第二年，经清廷批准，由总理衙门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趁休假回国之便，代购中号兵船3艘、小号兵船4艘。但李泰国违反总理衙门与他的协议，不仅多购艘，船价由原定0万两增至07万两，而且擅自招募00余名英国人为船队水手军官，聘请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任船队的司令。更严重的是他竟以中国代表自居，与阿思本订立了十三条协定，“依据这协定的条款，司令除了皇帝之外，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皇帝的命令要有李泰国副署才能有效”3。同治二年八月（83年9月），这支新购的船队到达中国，俨然是一支外国的海军小舰队。与曾国藩“原期操纵自如，指挥由我”的设想完全不是一回事。奕等“再四向李泰国严词驳诘”，议定折衷办法，订立章程五条，“由中国选拔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以阿思本为帮总统，均听当地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但遭到曾国藩等湘淮系的坚决抵制，最后不得不将阿思本船队解散。
曾国藩对阿思本船队的抵制，含有维护中国民族尊严的积极因素，但同时也反映曾国藩等湘淮军实力派与外国侵略者之间尚存在一定的矛盾。
然而不管怎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对于西方国家的言论和对策，确实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根本态度上，反复强调起“与洋人交际，要言忠信，行笃敬”，“要开诚布公，与敦和好”。
曾国藩之所以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是因为他的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82年月3日），他的日记记载了他与幕僚们的谈话“洋人（咸丰）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2由于曾国藩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认识和态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有了如此截然不同的转变，因而促使他由宋明理学的信仰者变为主张“师夷智”以“自强”的洋务派大员。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第8—9页。
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4，第0页；《上恭亲王》，《曾国藩未刊信稿》，第7页。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洋务运动》第8册，第474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第2页。
第六节举办洋务举办洋务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实权人物被迫学习西方科技以巩固其政权的活动，曾国藩是其中主要的倡导者。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为了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洋务活动必然首先是从兴办军事工业开始。因此在咸丰十年提出借洋兵“助剿”和委洋商运米粮问题时，曾国藩就表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以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3。咸丰十一年，他就在安庆军营里设内军械所，召募科技人士开始制造洋枪洋炮。第二年，“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在徐寿、华蘅芳等中国科技人员努力下造成第一艘木质轮船“黄鹄”号，他计划“以次放大续造多只”。为此，同治二年冬，他派遣早期留美学生容闳到美国购置机器，进行扩充。两年后机器运到，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支绌，难兴船工”。至同治六年（87）曾国藩奏留海关洋税二成，以其中一成充作造船费用，至第二年建造成一艘较“黄鹄”号大五六倍的木壳轮船，取名“恬吉”，时速也较前大有进步2。此后，直到曾国藩去世前，江南制造总局又陆续推出“操江”、“测海”、“威靖”三艘轮船，体积、吃水马力与载重，一艘超过一艘。同治十二年又制造成一艘“海安”轮，马力达800匹，载重达280外国为二等，在国内为巨擘。”3但是曾国藩死后，制造局全由李鸿章管辖，改变了以自制轮船的方针为以买船为主，致使江南制造局在培养本国技术力量和技术设备上的发展受到相当的影响。
除了制枪炮、造船，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还设置了翻译机构，“另立学馆，以习翻译”。他对于主持编辑翻译的徐寿大加赞许，认为“此举较办制造局为尤要”，强调“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并聘请英、美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人专事翻译制造的科技书籍多种。此外，他还接受容闳的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兵工厂旁建立了一所兵工学校，以培养机械制造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曾国藩还接受容闳的建议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87年8月8日），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李鸿章联衔会奏，委派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选带聪颖子弟赴美国肄习自然科学技术，具体办法为“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去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国。”220名青少年后来虽因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按预定5年的期限学完，而于光绪七年（88）便全部提前撤回，但通过这到9年的学习，还是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外交、海军、航运、电报、路矿、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其中包括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等优秀科3《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3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第58页。
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0页；《清史稿·艺术传四》；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5；《手书日记》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页。
《江南制造局记》，《洋务运动》第4册，第25页。
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0页。
技工程人员，并且对以后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曾国藩办理“洋务”的时间不长，所办的洋务内容比起李鸿章、左宗棠和后起的张之洞等，要少得多。但是他起了创始者与带头人的作用，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