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韬这段时间老往医院跑，不跑不成，自己副手闯的祸，他不能坐视不管。之前，他告诫过行政科的工作人员，哪怕老百姓把唾沫吐到你脸上，你都得赔着笑脸。你是去准备拆人家房子的，别指望人家对你有什么好脸色。临了反倒是带队的副科长和人起了争执。李文韬想不通的是，对方一个快八十岁的老头子了，跟人家较的什么劲儿？不管你动没动手，人家老爷子倒在了地上。不管人家老爷子伤没伤着，七十多岁快八十岁的人了，人家住进医院不出来，你只能干瞪眼，没辙儿。
隔三差五的，李文韬让陈小瓷炖点儿鸡汤、骨头汤之类的，用饭盒拎着去医院。他称呼对方为“杨叔”，态度很恭谨。刚开始，杨老头对李文韬没什么好脸子，干部嘛，一个毬样。后来，看李文韬行动做派挺温和的，就渐渐有了好感，一高兴，学电视剧里面慈禧太后的样儿，直接喊李文韬为“小李子”。
李文韬陪老爷子聊天，问：“杨叔啊，您老祖上是啥地方的，是雎阳本地人吗？”
杨老头说：“不是雎阳本地人，具体哪儿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老一辈人口口相传下来，说是山西大槐树底下人，后来替朱元璋打仗，打到雎阳这块儿了，仗打完了，队伍就地解甲归田，就世世代代待这儿了。”
两个人海吹神聊，胡侃乱谝。杨老头告诉李文韬，当年他被抓壮丁的时候，那才叫苦呀，他是苦力，给国民党背猪肉，翻山越岭地走，脚上总是大血泡。杨老头还告诉他，其实他还是员。一次，队伍被打散了，他做了俘虏，就势入了，但不巧的是，又被一股国民党军队给包围了。他和一个同乡战友，把党证埋在沙堆里面，成功突围后再回来找，却怎么也找不到原来埋党证的地方了。后来，队伍走散了，他和战友找不到原来的部队，就跑回了老家。解放后，国家给老党员、老红军、老八路们每月发补助，他和战友由于丢了党证，那时候又没有文字档案什么的，确认不了身份，所以没有享受上。那个老战友大前年死了，活了74岁，身板壮得跟牛一样，死前上半晌，还在地里锄草呢。
李文韬就不住欷歔，觉得真是造化弄人，老爷子和那位战友的遭遇，足可以拍一部精彩的电视连续剧，绝对比电视上胡编乱造的战争片子好看。
杨老头在医院里待了二十多天，李文韬扎扎实实地陪了二十多天。末了，杨老头自己过意不去了，对儿子说：“咱出院，回家，小李子是个实在人，咱不能让老实人受折腾。”
市委组织部发了个文件，对新工业园区筹建委员会行政科副科长跟涉迁村民发生冲突一事，作出了相应的处理。李文韬拿到文件，看到自己的副手被行政记大过一次，觉得可笑。大学校园里，处理犯了错误的学生，先是记大过，严重点儿留校察看，再严重点儿，直接开除学籍。开除学籍，意味着你十几年的学白上了，连个毕业证都拿不到。但对一个成年人尤其是国家干部来说，这样的处罚决定则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你记你的大过，人家工资照领，奖金照拿，该提拔的时候，照提拔不误。
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李文韬曾经严厉地批评过自己的副手。他很不客气地告诫自己的副手，说：“我们当干部的，就是为老百姓服务来的，而不是到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来的。方法，工作方法，我提醒过你们，要注意工作方法，即使老百姓把唾沫吐到你脸上，你都得给我赔着笑脸……怎么，当耳边风了？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冲突，人家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说倒就倒在了地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我都脱不了干系。”
副科长知道闯了大祸，唯唯诺诺不敢说话。
之后，李文韬带着副科长去医院给杨老头道歉，但被杨老头和他的儿子轰了出来。李文韬一想，得，自己科室惹的事情，还是自己待在医院里伺候老爷子吧。
在医院的这段时间，李文韬突然就开窍了。
从正处级主任的位子上被拿下来，一步降职到正科级科长的位子上，如果说李文韬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气，那肯定是假话。市府办主任当得好好的，又没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仅仅是为了给市长的亲信腾位子，就被拿了下来，能没有怨气？怨气肯定有，只不过李文韬硬是把怨气压在了心底，厚着脸皮到筹建委员会上班来了。
李文韬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没有犯错误呀，他干得好好的，突然就被拿了下来，为什么？因为他要给别人腾位子。这公正吗？当然不公正。但市委常委会这样定了，刘定国这样拍板了，他李文韬的政治命运就来了个180°的大转弯。他之所以没有亲自出面去做涉迁户的工作，一方面是骨子里对农民的那种情结，使他不愿意直接面对涉迁区的农民兄弟；另一方面，他是觉得丢人。曾经是堂堂市府办的主任，市政府喉舌机关的一把手，含金量在那儿放着，出门有车进门有秘书，虽然不受书记、市长的待见，但也不乏前呼后拥之人。猛地一下，角色倒置，裤腿一挽，戴顶草帽，跟民工似的挨家挨户去给老百姓们做工作，心里一时还真接受不了。
跟杨老头相处了一段日子，尤其是知道杨老头不仅仅被国民党抓过壮丁，而且还是资深员的时候，他内心的某一根弦“嘣”的响了一声。要说不公平，命运对杨老头最不公平，仅仅因为丢了党证，他始终没有享受到国家法定的待遇，他的后半辈子只是一个安安分分、勤勤恳恳的普通农民。李文韬突然就明白了，怪不得陈小瓷一直看不上当官的，也反对李文韬从政。凡是入了仕途的人，没有不在意自己的官帽子的。他李文韬一直暗暗下决心，要做一个有作为的官员，苦于没有机会。他现在明白了：不是没有机会，机会一直都在那儿放着。只不过李文韬也跟大部分混迹官场的人一样，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太看重自己头顶上的那顶帽子了。
他老人家说，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需要官帽子吗？这个问题好像不需要回答。当市委书记当市长，是为人民服务的；当区县的主官儿，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同样，当一个科级不入流的小官员或者普通干部，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你存着一份替老百姓办实事的心，好像与官大官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从根子上来说，他当市府办主任，主要是给市长们服务，来当这个行政科长，则是直接面向普通老百姓开展工作的——真正要说作为的话，他李文韬是愿意当一个只给市长们服务的正处级的主任，还是愿意当一个面向老百姓、真正给老百姓们干实事的小小科长？当官当然想当大的，但如果与李文韬从政的初衷背道而驰的话，那么，他还是情愿当一个给老百姓服务的小小科长，而不是只给领导们服务的“高级奴才”。
一个官员有没有作为，与官大官小，不成正比关系。
想通了这一点，李文韬感到自己肩膀上的一只大包袱被彻底卸了下来，不与涉迁户直接面对，看来是自己消极怠工了，虽然要损害一部分老百姓的利益，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建工业园区毕竟是造福当代荫及子孙的事情，加上又是分内的工作，该干还得干。好在杨老头不再硬邦邦地翘在村民们中间，而是同意李文韬带人去丈量他的房产、宅基地，并一一进行登记。至于最后他究竟同意不同意拆迁，杨老头没表态，只说先按你们的程序走吧，不为难小李子，以后拆与不拆，看情况。
杨老头的态度一明朗，其他村民们也都不再死翘着，陆陆续续配合工作人员，该丈量的丈量了，该登记的登记了，36户人家，一户不落，很顺利地拿了下来。虽然只是初步的摸底登记，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李文韬心里还是很高兴。比起其他组来，行政科的工作显然走在了前面，雷东生有意无意地表扬过李文韬几次，但李文韬不置可否，因为他明白，自己不再是那个只惦记着官帽子的“官奴”了，而是一个只想干点儿实实在在的工作的普通干部，至于自己头顶上的帽子，是正处级还是正科级，都不太重要，正如妻子陈小瓷说的，官越当越小了，也许是个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