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住在三十里铺的黑家洼，七沟八梁一面坡，住着二三十户人家。几年前才拉上电灯。王凤英家住着三眼窑洞。那是他三儿子的房子。三儿子前几年得白血病死了，孙子辈去广东打工了，老人独守着三眼窑，说是给三儿子做伴。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原来三十里铺有一个后生叫常永昌，他是个脚夫，常年走口外，就是走西口。人长得机灵，能唱能跳，是个伞头。他托人到凤英家提亲，因家太穷被凤英她父母回绝了。以后又多次提亲，都遭拒绝。提亲不成，常永昌就编曲唱凤英。歌词都是酸的，就是现在的黄色的。赶脚的光棍们在大车店里喝酒唱曲儿取乐。这样从绥德、米脂一直传唱到神府和口外，成了赶脚人消遣的酸曲。歌中的那个三哥哥比凤英大三岁，住在她家不远，从来没有拉过话。
风英的名声唱坏了，父母就把她嫁给深山沟里一个做木匠活的手艺人。传说她嫁给一个瘸子丈夫，其实不是。据凤英交代，丈夫有一年下地干活，捡了一个铁玩意儿回来，他哪里知道这是日本人撂下的手雷。他高兴地敲打那玩意儿，说想把那玩意儿鼓捣成秤砣。没想到“轰”的一声，把他的腿给炸瘸了。一首曲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这首曲也勾起老爷子对峥嵘岁月的回忆。这正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祈老说：“1946年我们就在三边（靖边、定边和安边）与国民党的军队周旋。胜了七场战争，输了一场，27人被俘，一人牺牲。1948年我出任安边县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攻打安边城。这首曲儿里的三哥哥要是真实的话，应该还是我的兵呢。”大家齐声惊呼！没想到老爷子如此豁达、如此幽默。
送完客人，高举、高英来到赵牧之下榻的酒店——唐宫大酒店。张慧能给二位沏茶。赵牧之说：“听说最近王建国、李海峰动静不小啊？”高举讨好地说：“是的，我叫张慧能跟你们通过气。听王建国那口气，好像要把你们给甩了？”“笑话！”赵牧之有点激动：“这是什么人，在最危难的时候我和钱进给他俩架了一座桥，没想到这俩过河就拆桥。太可恶了。”高英问：“赵总，真像李海峰说的，钱进把投入改成融资投入，骗了他们？”赵牧之说：“你等等，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赵牧之从拉杆箱里翻出一份合同，说：“你们看，这是我们之间的合同，每一页都有他俩的签字和手印。你们信他俩的鬼话吗？”高举沉默了。看来赵总的话更可信，王建国婆姨汉做人做事太不地道了。跟这种人打交道要多一个心眼才是。高英说：“我也怀疑他俩说的。赵总和钱总看起来就是正人君子，像做生意的人，有一种情义在。王建国婆姨汉怎么看也不像做生意的，总给人鬼头鬼脑、贼眉鼠眼的感觉。”赵牧之说：“你有这种感觉就对了。他俩从没做过生意，根本不懂规矩。也没钱，到处忽悠，到处吹牛拍胸脯。你们尽管放心，有我在，这个项目非做成不可，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能摆平。”高举说：“赵总，我们相信你，我们跟你走。”高英说：“不过，王建国说能搞到3亿吨煤的探矿权。”赵牧之哈哈大笑，说：“现在部里分管煤炭的副部长给祈老爷子当过秘书，你们说是他能办到还是我更能办到？”高英、高举无语。听了赵牧之的话，好像心里踏实多了。
王建国和李海峰这几天也没闲着，他俩在不断完善着自己的计划，现在简直已经是瓜熟蒂落了。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王建国与中方群英煤矿员工持股会签订合同，约定由王建国、李海峰在一年内办理完毕3亿吨煤的探矿权。采用承包的方式，每吨煤2元，2元以上的部分由王建国、李海峰自掏腰包补足；2元以下的部分由王建国、李海峰和群英煤矿员工持股会按7∶3比例分成。为尽快办成探矿权，中方即群英煤矿员工持股会必须提供1300万元总费用，该笔费用以王建国、李海峰名义借支，以王建国、李海峰在长城煤业的股权做担保，到时候在办理完毕探矿证后统一结算。王建国对李海峰说：“这个方案高举没有理由不同意。探矿权每吨高于2元，我们俩出钱补足，他们没有一点风险；而不到2元的，他们参与分成30%。这就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他有什么理由拒绝？除非跟钱过意不去。这样，我们赚的钱就自己注资，钱进、赵牧之只能干瞪眼。”李海峰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那高举凭什么相信你？除非他亲眼目睹了你能办成的事实。否则他那1300万元你想也别想。“所以，这就需要我俩设计一下，让他亲眼目睹，自愿将钱给我们。”王建国好像胸有成竹。李海峰无奈地说：“你呀，你的优点是聪明，你的缺点是太聪明了，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王建国眉飞色舞地跟高举笑谈承包办探矿权的事，高举没啥反应。王建国思忖着，难道是嫌分成比例太低？你也太贪了，你不承担任何风险却享有30%的利润，天底下有这样的事吗？高举说：“你也不懂。办探矿权首先要勘探。30平方公里的勘探按网度50米x50米计算，少说也要投资2000万元，需要半年时间。再说了，勘探报告出来后还要开评审会，计算储量，设计扩产方案，你这才能去办探矿权。哪有那么简单。”高举的一席话把王建国噎得够呛。王建国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对这套业务不熟，急于求成，最后差点闹成笑话。王建国这回傻掉了，天才而又聪明的设计方案一下子变成一张废纸。
王建国仍然不死心，他说：“可以同步进行嘛，你负责勘探，我负责疏通上下关系，这样半年下来不就办成了吗？”高举说：“理是这个理，不过你要是办不成呢？我2000万勘探费不是白花了吗？再说，这么大的事，怎么也得开个董事会呀，怎么也得钱进、赵牧之同意啊。”高举提起钱进、赵牧之的名字激怒了王建国：“你以后在我面前别提这两个人，我早就告诉过你这两人已经滚蛋了，合资公司跟他俩没关系。那个财务总监张慧能我马上让他走人。”高举不依不饶：“再怎么说，人家帮你过了河，你这样拆桥对他们是不公平的。”王建国一拳击在桌子上：“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轮不上你来说三道四。你给我老实点，小心我收拾你。你的这个地方自古就是出土匪、刁民的地方，没一个好东西。”高举见王建国是真发脾气，起身就走，懒得理他高举最看不惯王建国这种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德性，这也是陕北禀性使然。以致以后见他就头痛，与他也渐行渐远。
王建国在高举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他哪里知道赵牧之西安饭局，事实上已经发生西安“事变”，并提前掐断了他的后路。还是李海峰有主意，她说：“这种事是急不得的。我们要有耐心。我俩带上高举走一趟北京，提前跟同学打好招呼，不要泄露了我们的秘密。让高举亲眼见识我们的能量，他自然会主动找我们的。”
李海峰先走一步，她去北京安排如何接待高举、高英姐弟，王建国等通知然后带他们去北京。李海峰当然是精心设计了这次高举姐弟的北京之行——
首先是他俩住的地方是某部的内部招待所。不对外，这表明有点来头。更令人叫绝的是招待所对面就是国务院机关大院，有武警站岗把门。李海峰搞到两张出入通行证。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她找同学弄了一辆挂有军V车牌的奥迪A8去机场接机；她还安排发改委和国土资源部两个处长在北京西郊香格里拉酒店的硕大的露台上吃阳光自助早餐，每位388元，龙虾、鲍鱼、北极贝应有尽有。最后是亲自带高举姐弟俩去国家发改委和国土资源部拜访两位处长。这场“北京走秀”下来，高举、高英也的确吃惊不少。尤其是当晚他们住下来后，问李海峰住在哪儿时，李海峰不经意地努努嘴说：“就是对面国务院机关大院。我原来在那里工作过几年，有一套小房子。”高举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目送王建国、李海峰走进门卫森严的国务院机关大院。
这一回轮到高英姐弟俩犯傻了——一边是赵牧之、钱进和祈老爷子，来势不凡，可以隔山打牛；一边是王建国、李海峰和国务院机关大院，气势如虹，也能敲山震虎。都有这么大的来头，我们这小小的中方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蚂蚁、草芥。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像海啸般袭来。接下来该怎么走呢？跟谁走呢？高举脑子是一片空白。
高举回到驼城后，也没有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也许最好的选择是“脚踏两只船”，可一旦外方内部的矛盾消除，那同样会死得很惨。要么就赌一把，就押硬币的一面。高英、高举拿定主意：就赌赵牧之、钱进这边。这边有祈老爷子、有白副省长、有邹书记。这些都是主宰我们生杀大权的顶头领导。北京毕竟太遥远，远水不解近渴呀。
国庆长假，赵牧之、钱进邀请高举全家（包括他的生母、养母）一行8人来深圳旅游，并想办法促成他们游了香港和澳门。他们这一家人，大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张慧能贴身照顾他们，吃住行游一手包揽，高举十分感动，称他为好兄弟。赵牧之给高举开出一张20万元的支票，让他在香港购物，高举没好意思动这笔钱。钱进也抽出一天时间陪高举去葡京赌场玩百家乐，结果赢了两万。钱进见好就收，请他们在氹仔吃葡式大餐。
深圳、港澳之行，赵牧之、钱进与高举、高英正式结成对抗王建国、李海峰的“统一战线”。一场波诡云谲的好戏就此开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