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天感到自己没能让余鸿才得到公正的对待而懊恼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才在关心着余鸿才的事，别人可不象他那样，只会陪着当事人一起去流泪。
从那天在冷水听了夏天给自己汇报余鸿才的事后，王县长就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那些对与错，我们该如何去面对。
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自认为是有文化的一族，总是把自己与常人等同开来，他们带着一种自认为的了不起，可是一旦当他们受到挫折时，又会感到惊惶失措，以为从此就是自己的人生的终点站了。
这些知识分子们，每当有运动到来时又表现得相当极积，头脑发热，口无遮拦，到后来吃亏的当然就是他们了。
幸好中央来了政策，拔乱反正，有错必纠。不然有的人就只能冤死在自己给自己所设的樊笼里了。
在刚为这些人落实政策时，由于年代远久，也有的事根本就是在当时把模凝两可的依据来作结论的，对与错并没有分清楚，现在要想弄个明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使那些办理落实政策的人感到很头痛。
夏天讲到余鸿才至今还留有尾巴时，王县长并不感到奇怪，这样的事在县上也不是第一个，想彻底把问题搞清楚，得花很多的精力，而当时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要想使那些人员全都得到彻底的解脱，很可能就是办事人员的一种美好心愿罢了。
可是他们的确又是运动的切身受害者，如果就这样把他们的主要问题给说清证明了，但他们其实也还是个问题人。
有些事，当时如果就一查到底，可能就说清了，但是过了几十年，要找的证人证据，很多根本就没有了，是让他们就这样永远把问题人的帽子戴下去，还是还他们一个清白，王县长很犯难。
回到县里后，王县长把自己想法与县委书记进行了交换，书记谈到那些年代远久无法说清的事，自己也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他说他也不想让他们这些人蒙冤一辈子，可是有些事好象又存在，如果对过去全盘否定了，就会有连所反应。给那些作结论的人现在还在工作着，把他们的工作全盘否定了，他们也会感到不满的。
所以如果能让各方都得到平衡，那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可是如果那些受冤的人其实也有的是事实，并不是特别的冤呢，那不是也让他们就此蒙混过关了吗。
书记本来就是要走的人，他想到那些受害者虽然可怜，可是给他们作结论的人有的现在还在高位上，又没有人说他们当时的工作就是彻底的错了，如果让自己去踩这个雷区，说不定还没让那些人得到彻底的平反，自己就已经被地雷震死了。
王县长见书记感到犯难，他向书记建议，把这样的事揽到自己的身上，他要让书记给自己这个权力就行了，书记你有自己顾虑，可是我王刚就不怕得罪人。
让自己来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本来就符合上级的要求。如果我们怕得罪现在的领导，那他们就该一直把黑锅背到底。
书记见县长如此的坚决，他没有什么话可说，让你去做，既然你啥都不怕，那就让你慢慢地体会我为什么不热衷去办这件事的道理了，在官场上很多事都要作全盘的考虑，不然到时候很可能就会让自己也跟着陷进去的。
当然王县长也不是明白不了其中的道理，可是有一种责任感趋使他必须要这样做，他想那些还留有尾巴的人，他们多数都是因为当时逞强，才让自己陷入到无法自拔的地步，再说我们对知识分子应该多宽容一些，让他们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出来，对青山的建设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如果让那些留尾巴人员得到解脱，他们也是一支不可小瞧的力量，青山现在的人才不是太多，重新培养人才那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何不把现有的就利用起来呢。
他们这些人，当初也是满怀豪情，也想有所作为的人，他们在过去没有把握历史的机遇，让大好青春都给耽误了，现在他们的机会来了，我们只要还他们一个机会，说不定他们还是我们青山县的一大宝贝呢。
王县长也带有私心，他从前也了解到，这些让历史给他们带来灾难的人，他们在自己所在的区域内还有相当的号召力，把他们解脱出来，或许对自己也的将来，帮助是会大有人在的。
县委书记见王县长如此坚决地要拉这些尾巴人员一把，他也来了个顺水推舟，直接让王县长来主办这件事，反正你都非常热衷于办这种事，办好了皆大欢喜，办砸了，还不是因为你强出头，上面有怪罪的地方，也应由你县长来承担。
王县长得到书记的许可，他领命行事，很快就把复查青山历史遗留问题人员的工作小组成立起来，他们把过去落实得不完全彻底的人员进行重新研究，发现过去是有很多马虎的地方，本着抓大放小的原则，对过去那些看似有问题而又查无实据的事都给抛开，办起事来就顺手得多了。
通过工作小组的认证统计，全县竟然还有二十多人都是这种情况，他们当中有高级知识分子，也有过去在党政部门工作的人员，还有离开了当初自己工作岗位到别个部门寻找到新的工作的人，也有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的人，
工作人员细心地把他们的过去问题一一进行核对，发现他们所留下来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些好似存在的事，可是细查又找不出辅证的，在征得王县长同意后，把他们把问题帽子给他们摘去了，安排到相应的岗位去工作。
这些被尾巴所拖累的人，他们或他们的后人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当然象余鸿才这样的人更不例外了。
夏天根本就没有想到，是他向王县长汇报余鸿才的问题，才让县长勇于挑起给他们发挥效能地机会，也由于县长对知识分子的宽容，才使他们彻底洗清身上不白之冤，王县长没有对工作人员讲这事的起因。
青山的这些最终摘掉帽子的人，他们只认为是党的政策的英明伟大，其实别人所负出的辛勤劳动，对他们来说永远都是个谜。
王县长不会对任何人说他主持办这件事的动机，而夏天也想不到，王县长在心里想：就让那些得到公正对待的人把这笔账让在的名下好了，如果没有的这种宽广的胸襟，没有我们党所领导下的工作人员的孜孜不倦的工作，如果不是我们人敢于承担责任，真正做到有错必纠的工作作风，恐怕就是我王县长再想还你们的清白，那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王县长是这样想的，他也是这样做的，党的政策早就制定在那里，我们这些执行的人就是要把党的政策的送到它该到的地方，使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不会忘记过去，也会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