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铁链的撞击声，那扇铁门打开了。进来三个警察，我认得领头的那个，因为就是他给我鼻子上来了一枪托把我打晕的。他站在我面前看了我一会儿，对那两个手下使了个眼色，随即转身离开。那两个手下一人用枪在三米开外对着我，另外一个解开我的手铐把我双手从背后反铐起来。
我跟着他们出了这间屋子，每走一步都震得我鼻子生疼，眼泪鼻血跟着往外涌。穿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扇弹簧门。他们推开那扇门的时候，刺眼的阳光让我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别过头躲避着强光。背后的警察用枪管戳着推了我一下，我跟着出了门。
我想应该是要提审我了，于是迅速在大脑里开始整理所有的信息，以应对可能要面对的问题。
大概想了一圈之后，两个问题出现在我心中的案头上：一、我该如何解释我一个人打了三个人，而且可能还死了两个？二、我该认多少罪？
因为我根本无法评估我所犯的罪到底够得上什么罪名，能够判多少年，在哪里服刑。万一罪名不够，我再跑去跟程建邦成为狱友，那这次任务就真成笑话了。想象到跟程建邦关在同一所监狱里，每天大眼瞪小眼的情形，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面部肌肉随着笑带动了鼻子，又是一阵剧烈的酸痛，逼出了我更多的眼泪。
满脸泪痕的我被带到了审讯室，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很想洗把脸。我扫视了一圈那间审讯室，没有看到任何能判断出现在是什么时间的日历、挂历或者其他东西，于是很自觉地坐到那张一看就是为我准备的椅子上。
对面的桌子上堆着我放在旅馆里的所有行李，早已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好在那些东西没有一件能够说明我的来路，或者说，仅凭那些东西，怀疑我是一个非法越境者都很难。
在问过我国籍、姓名和年龄之类的基本信息之后，审讯进入了主题。从他们口中我得知被我打的人两死两重伤。
“两死两重伤？”我说，“你们记错了，我只打了三个人。”
但他们不允许我说话，接着向我陈述事态的严重性：一共死了两个人，另外两个鉴定为重伤，其中之一舌头和喉管严重受损，不仅不能再说话，就连咀嚼、吞咽和呼吸都有严重的障碍，还有部分玻璃碴儿从上颌戳进了鼻腔，具体造成多大损伤还需要继续观察。另外一个身体多处创伤，中度脑震荡。
我明白了，他们是把阿来的伤也算到了我的头上。那个身体多处骨折、中度脑震荡的就是阿来，那个我救了他命的人。
不等我辩解，他们又问我来这里做什么。我说是来旅游。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个回答是否满意，因为看起来他们对这个根本不在乎。我想一定是这种地方有太多来路不明的人了。最后，他们让我详细叙述那天的经过。
我想，周亚迪杀了人只是被判刑，而我杀了两个人，还有一个重伤，要比他严重，为了尽量接近他的罪行，我必须得拿见义勇为来说事，不然我担心万一罪行太过严重，会被关到一个更加严密的监狱去，那么我就真麻烦大了。
我说，我只是路过，看到有三个人在下死手打那个阿来，看不过劝了两句。谁知道那个后来口腔严重受损的人，先出手用可乐瓶砸了我的头。我说到这里低头给他们展示了伤口。另外两个人要上来致我于死地，我出于自卫才还手，没想到出了人命。说到这儿，我尽可能地表现出了极大的后悔和悲哀。
他们听完我说的这些之后有些不耐烦，丢给我一份中文的笔录让我看完赶紧签字。看那意思根本不想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拿过那份笔录一看，傻了眼，根据那份笔录，我是一个喝了酒之后寻衅滋事的混混，包括阿来的那一身伤都是我打的。
我说我想见一见阿来，跟他当面对质。因为如果按照这份笔录，我的罪行就不仅是用恶劣来形容了，而是恐怖。根据我对那所监狱的观察，还不至于关押一个这般危险的罪犯，一个喝醉以后赤手空拳跟四个青壮年动手，用极端残忍的方法打死两人、重伤一人、致残一人的凶徒。
我的恳求获得准许，阿来很快被人用轮椅推了进来，但是从进门之后，他一直不敢看我的眼睛。
看到他的样子我心里也有了数。我想，对质也许没有必要了，他的架势已经告诉我，我注定要被扣上这顶残忍至极的凶徒的帽子了。如果他都能这样，那么那些当时围观的所谓目击者，更不会有人站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了。
我想起当时阿来拽着我，让我赶紧离开，说那些人是有背景的话不是一句空话。什么样的背景我不关心，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这样的罪名到底能将我置于何地。
如果能明确告诉我，我签了字，就可以被判到那所目标监狱里服刑，那我毫不犹豫地会在那份笔录上写上我的名字。但现在我不能判断这里面的轻重与否，犹豫再三，我还是没有在那份笔录上签字。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故意躲避我视线的阿来，我希望他能看我一眼，希望他能说句公道话。因为这句公道话影响的并不是我的刑期那么简单，而是国内每年数百公斤毒品的运售网络。但我却什么都不能说，我只能希望他的良心能战胜他的胆怯。
接下来的两天，我又被提审了几次，我坚持我是见义勇为并正当防卫的说法。其实我已经做好了刑讯逼供的准备，不过除了那个被我打过的警察过来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之外，没有其他人再来找我。
我的脸被那警察打肿了，嘴巴合不拢，不停地流着口水，好在我自己在牢房里时，他们不再铐住我的手。这不仅可以让我驱赶成群的饥饿的蚊子，还能摸摸自己的脸，想象自己现在狼狈的模样。但更让我发愁的是，我和程建邦约好了要见面的，现在他见不到我不定会怎么想，会不会情急之下暴露身份？那样的话，全盘计划会全部落空，这边的毒枭接到消息后自然会加强防范，今后再走这条路恐怕会难上加难。
我不知道还将被关多久才会把我送上法庭，我也不知道被法庭审判后的结果是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这样到底在坚持什么，因为我根本无法确定那份笔录能给我或者整个任务带来什么。
我在努力地与伤痛和蚊虫的叮咬抗争着，试图让自己睡去。我能给予自己的只有尽量休息，不然伤势会加速消耗我的体力和精力，吞噬我的健康，我不想我的反应变得迟钝，更不想一旦我如愿进入那所监狱后，因不能自保而被活活打死。
我是个战士，我得去战斗，所以我不能倒下，至少，不能倒在这里。
我不断地在心中默念这句话为自己打气，挨过那些漫长的黑夜。
警察再次将我带出牢房，我发现换了一条路，没有去之前那间审讯室，而是上了一辆封闭了车窗的囚车。同时我也发现，我的行动开始变得迟缓，每一步都开始费力，脑袋变得昏昏沉沉。我忍住没有去触碰自己的额头，我不想承认自己已经发烧这个现实，因为那将证明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炎症。
坐在颠簸的囚车里，我闭着眼，幻想自己指挥着体内亿万的白细胞在与病毒殊死搏斗，但效果似乎并不太好。我开始呕吐，但是我已经吐不出什么东西了。不知道过了多久，车子停了下来，车门打开时我已经没有力气站起身来。我挣扎着抓着车内的把手，刚爬到门口，手一软，一头栽了下去，啃了一嘴的腥咸的泥土，我居然连吐掉嘴里泥土的力气都没有。
我突然想起那晚，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里，郑勇和宁志张开嘴低着头，用流出的口水带走嘴里的泥沙。然后我突然想笑，我翻转过身体，躺在地上，对着天空“哈哈”地笑了两下，就被浑浊的口水和泥沙呛住了。
我被抬上担架的时候拼命地侧过身子咳嗽，朦胧间我看到了医院的红十字，我想，我有救了，随即舒了一口气，放松了精神。恍恍惚惚中，不知道被人搬来搬去多少次，也不知道挨了多少针，仿佛还有人在喂我食物和水。
我看到了雪白的床单和毯子，咬着牙睁开眼，努力让自己意识清醒，只为了验证这一切是真的。当得知我的确是在医院的病房里，的确有护士在给我打针喂药后，我再一次踏实地睡了过去，什么都没有梦到。
那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早晨，如果不是手上戴着手铐，我几乎就要笑出来了。我试着活动了一下全身，虽然还有些酸痛，但那种痛楚很清晰，我清晰地知道那些疼痛的位置和严重与否。
这是一个好兆头，我正在快速地恢复。
在那家医院里治疗休养了两天后，我被送上了法庭。
检察官宣读了我的罪状，我坚持我是见义勇为引来了致命的袭击，才出手防卫。阿来出庭时依旧没有看我一眼，低着头回答完检察官的问题后，低着头指认我，最后低着头退庭。
我知道，在这个法庭上，我唯一能做的只有最后听取宣判结果，其他都已经跟我无关了。所以，当法官起身宣判时，我闭上了眼睛，我唯一希望的是能够被判进那间监狱服刑。可当听到法官最后的宣判后，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蒙了。
被带到一个牢房之后，我开始确定我听到的是真的。因为那间牢房设施很好，好得让我害怕。我想我只能告诉他们我的真实来历了，我再一次将任务搞砸了，可能这次搞砸的是一个很大的计划。
可又能怎么样呢？现在的我需要组织带我离开这里，我愿意为此次任务付出我的生命，但不是因为这样的事屈死在异国他乡。
我想起自己曾经枪毙死刑犯的情景，我无法接受自己有一天会被五花大绑，跪在某个偏僻的地方被人一枪打碎我的头颅。
我想程建邦或者徐卫东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一定会理解我，并且搭救我的吧，他们也会觉得相对而言，我的生命会更重要吧。一定是这样的，就像我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换回战友的生命一样，他们一定也是这么想的。
我在这里杀了三个人，无论如何判我死刑我也不冤。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决定暴露自己放弃任务而找的借口，或许，只是我一相情愿而已。这样一个计划，这样一个任务就算全盘顺利，也一定会有人流血，有人牺牲。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死得那么壮烈，凭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凭什么我会比别人特殊？
我再次想起郑勇，我没什么地方比他特殊，他却牺牲在第一次任务中。还有孙强，他比我更出色，却为了掩护自己的战友而牺牲。
我能活下来，难道只是为了活得比他们长？我今天能在这里呼吸，不正是郑勇、孙强这样的战友付出生命换来的吗？如果现在的我不能像他们那样，为了别人而将生死抛之度外，我又如何去面对我自己。
程建邦说得对，要相信上级，尤其在恶劣的条件下。我坚信上级为了这个计划所做的工作远远不止我看到的这么简单，一定花费了大把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或者已经有前辈打入了金三角，如果我此时暴露自己，暴露这个计划，那一定会给整个参与这个计划的人一次惨重的打击。
所以我不能那么做，就当我在这次任务中，为其他战友做了一块垫脚石吧。
我想，当徐卫东知道我在这里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一定会理解我，也会认可并赞许我的做法，更会在我的追悼会上，对着我的遗像敬个军礼吧。
他们没有通知我行刑的时间，这令我十分抓狂。我说不清对那一刻的到来，我是期盼还是害怕。
每当他们把餐食从门外放进来的时候，我都不敢直接去看，而是屏住呼吸，闭着眼，一点儿一点儿地张开眼睛去看那食物是不是突然变得丰盛起来，如果突然变得丰盛，我知道那顿饭就叫做断头饭，是我的死亡通知书。
如果和上一顿一样，那么我可以断定还能在这个世上苟延残喘一阵。就像今天的午餐，和昨天的午餐内容没什么变化，我舒了一口气，狼吞虎咽地塞下饭菜，打着饱嗝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等下一顿。
我刚躺了不到五分钟，就有狱警来打开我的牢门，给我戴上手铐和脚镣示意我跟他走。我说：“去哪？”
那狱警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用下巴指了指外面，示意我快点儿。我登时觉得气氛有些不对，难道这鬼地方连顿断头饭也不给吃，就要拉出去枪毙吗？
我说：“刚才那顿不算，我还没点菜呢。”我想如果狱警上来给我一下子就好了，至少能证明这不是去奔赴刑场。人们对将要死的人总会表现出更高的容忍度，会格外同情。但那狱警只是站在门外，拿着枪继续催我。
我说：“是你来执行吗？你能离得近一些开枪吗？对准我的后脑勺，我张开嘴，让子弹穿过我的后脑勺从张开的嘴里飞出去，那样我的死相会好一点儿。”我可不想自己的脸上有个枪眼，或者被子弹掀掉头盖骨。
我说完见他还是没有反应，又说：“如果不是你，能不能麻烦你，把我的请求转告行刑的人？连顿好饭都没有，这点儿要求总不过分吧？”
他只是一个劲儿地用动作催我，对我的请求表现得无动于衷。我心想完蛋了，这人可能听不懂中国话。
我觉得再这么耗下去也没有意思，除了让人觉得我贪生怕死之外，毫无帮助。将来为我恢复名誉的时候，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我不想徐卫东听到我临死前有懦弱的表现，我希望档案里，能对得起“英勇无畏”四个字。